原标题：疫情时期的怕与爱：“封城”20天的江城面孔
“我觉得这一切好陌生，像在做梦一样。”护士汪俊回想起短短几日前，哪怕是凌晨两点下班，街上还有车流，有烧烤摊，有从KTV走出来的喧闹人群。
为孕妇龚林接生的，有湖北本地和来自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医生。龚林给新生儿取了个小名“小北龙”。
意外留在武汉的王粒丁，决心用镜头记录仍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人。“这些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人们，拼成了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是武汉的守城人。”
2020年2月8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外墙上贴着李文亮的照片，地上摆满人们送来的鲜花。（受访者供图/图）
白玫瑰，哨声，思念曲
“普通人之间的悲喜相通，是黑暗里的光。”
“老板在吗？帮我给李医生送束花好吗？”
“封城”第十六天，正月十四，武汉一家花艺馆老板陈炜一觉睡醒已是中午。看见手机里的外卖App弹出顾客咨询，他一时有些懵。
花店从除夕就关门了。陈炜原计划回湖北襄阳老家过年，赶上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未出城的他只得留下来看店。当时在外卖App上随手设置的店铺打烊时间，不知不觉已经结束，可“开城”日期还没有眉目。
新年上门的第一单生意，不接不吉利。陈炜问顾客要李医生的电话。
“他去世了，（花）就放医院门口。”
陈炜明白过来。“封城”头几天，他也曾如饥似渴地琢磨每一条疫情资讯，这场去年岁末暴发的新冠肺炎大疫情，已从武汉蔓延至全国甚至全球不少国家。他知道那个“造谣”被训诫的医生叫李文亮。可后来消息实在太多，陈炜索性不再看新闻，每天宅在出租屋里听有声书《穿越寒冬》。
花店库存是年前留下的，没有缅怀逝者的菊花。陈炜用粉色雾面纸包裹几枝白玫瑰，点缀上紫罗兰，骑电动车送到三公里外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在这家医院的呼吸科ICU病房，正月十三晚上九点半，李文亮停止心跳，之后抢救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那一夜，江城无眠。无数武汉市民彻夜等待，期盼出现奇迹。
抢救无效的消息传出，已是后半夜。“那时候我手抖了，手机摔了两次。”家住武汉江岸区的90后姑娘梅歌痛哭一场，起身去洗脸。她的母亲是公务员，这会儿也没睡着，从隔壁房间发来微信，劝她早点休息。
梅歌是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心理健康原因休学两年。本打算春节后回校补完学分，但疫情时期的高度紧张加重了她的焦虑，复学计划恐怕要延迟了。
担心情绪崩溃，梅歌翻开桌上的阿赫马托娃诗集，强迫自己抄几句诗：“你，像是从桎梏中挣脱/泪水禁不住涌上眼窝/透过泪眼看到了桦树阴下神圣的角落/寂静在你的周围唱起了歌/明朗的太阳把暗处照彻……”
第二天天气阴沉，没有明朗的太阳。一整个上午，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开通的心理热线（15342296955）异常安静。热线自武汉“封城”首日开通，此后每天总能接到三四十通求助电话，唯独在李文亮去世后的十二小时里没有铃声响起。
“没有人有力气拿起电话。”接听热线的心理咨询师杜洺君也身在武汉，她真切感受到人们的情绪在“封城”这二十天里的紧张波动。
正月十四，晚上九时许，梅歌听见呜呜的声音，以为窗户没关好。跑到阳台，听出夹杂在风声中的口哨声，她愣住了。
哨声从小区四面八方传来，不太响亮。或许是害怕传播病毒，基本没人开窗。梅歌看见对面楼的住户举着蓝牙音箱，贴着玻璃播放。哨声持续了三分钟，最后有一个小朋友高喊：“武汉加油！医生再见！”
这是武汉市民们的一个约定：在前夜李文亮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武汉作家方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么久了，武汉人能有什么办法化解自己心里的郁闷、悲伤和愤怒呢？或许，这只能这样。”
也有武汉市民在那天晚上吹奏《思念曲》，被邻居录下视频，上传到互联网。除了小号的悲鸣，视频中隐约可辨拍摄者的抽泣。一位网友在视频下留言：“普通人之间的悲喜相通，是黑暗里的光。”
N95，黄衣服，自行车
“我觉得这一切好陌生，像在做梦一样。”
在中国中部这座特大城市，每一个人都如同被骤然扔进大熔炉中，生活被极速改变。这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宏大考验，在856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突然而至，直抵每一个武汉人的生死命题。
李文亮去世后，在武汉市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的70后闻浩，开始在住所循环播放《夜空中最亮的星》。因为担心自己在工作中沾染病毒、传染妻儿，闻浩在“封城”后离开家，自我隔离在一间小房子里。有的同事干脆住在了办公室。
“（公务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些天我们都很压抑。”闻浩说，他一直在思索这场大疫情的得与失。
早在1月20日，腊月二十六，闻浩已预感武汉要“封城”。当日，国务院同意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我认真研究了一遍传染病防治法，就意识到了。”
闻浩没想过提前逃离，“毕竟岗位在这里，家在这里”。
绝大多数人没有闻浩的敏锐。他们接收到确切的“封城”指令，已是1月23日，腊月二十九。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第1号通告：当日10时起，全市公共交通停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然而岁末春运期间，已有五百多万武汉人离开江城。
那时，投资人王粒丁刚醉醺醺地离开长江畔的酒馆。对于武汉，王粒丁本是过客。他只预备在回重庆过年的旅程中滞留武汉一晚，会会朋友，没想到遇上“封城”。
“‘封城’解决了困扰我最大的问题——要不要在离开武汉后回家？这是一个道德困境。”王粒丁心想，如果回家，对于家人而言他就是一个“有隐患的人”。而“封城”的行政指令帮他做出选择：留在武汉过年。
“封城”第一天，求生欲促使王粒丁迅速出现在一位开诊所的朋友面前。诊所里都是病人，朋友给王粒丁打了提高抵抗力的针，又送了N95口罩。
搬来武汉不足半年的社工郭晶没那么幸运。独居的她在慌乱中跑了两趟超市，买了米面、酸奶和蜂蜜。回家路上想起去药店，口罩和酒精已经售空，感冒药限购。还有一个中年女人拦住郭晶，托买酒精，“她语气急切，像在乞求救命稻草”。
“封城”让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叶坤翌感到极度震惊。这位放寒假回家的复旦大学学生开始不自觉地往一些灾难电影上联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叶坤翌母亲工作的学校有好几位退休教师感染新冠肺炎后去世，他有两名初中同学的父亲确诊……“一旦跟你有联系的人中招，熟悉的名字一个个传来，就有一种包围圈在逐渐缩小的感觉。”
同样放假回到武汉的黑龙江大学学生李喆，此时已经出现发热症状。发热门诊里人满为患，除夕夜，他在武汉市第九医院通宵排队才做成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随后确诊住院。
当李喆和同样发热的母亲一起在留观病房时，不大的空间里挤满病床，呼吸困难的老人们发出巨大的喘息声。李喆不断看到穿黄色衣服的殡仪馆人员来拉走尸体，“后来我一见黄衣服就浑身发抖”。
医生在与死亡赛跑，早已饱和的医院艰难地应对蜂拥而来的病人，从除夕夜至今，解放军和各地医疗队源源不断“空投”江城，倾国之力，挽救这座城市。
从“封城”第四天开始，未经允许的私家车禁行。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汪俊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她在1月1日支援武汉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滩医院最前线，在陆军军医大学接管后，她重回到了武昌医院。很快，武昌医院也爆满了。
汪俊的车技不太娴熟，以前从不敢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但现在不一样了，大街上空旷、寂静，几乎没有车，也没有行人。
“我觉得这一切好陌生，像在做梦一样。”汪俊回想起短短几日前，哪怕是凌晨两点下班，街上还有车流，有烧烤摊，有从KTV走出来的喧闹人群。
莫扎特，岳云鹏，法国医生
“当时全场都在爆笑，没有人担心什么病毒。这才过去半年。”
“生活的样态完全改变了。”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说，邻居有时给他送菜，也只放在门口，彼此提防着看不见的病毒。既然哪儿也不能去，谁也不能见，本来该在家里干点事，“可什么也干不了，总是心有旁骛”。
“街上每个人看到对面有人来就绕开走，不想和对方走在同一片空气当中。”看见自己生活的城市变成这样，杜洺君说不清是心痛还是心酸。但她必须坚强起来，去安抚心理热线那头的恐惧与焦虑。
有中年男人打电话倾诉，自己不能在家人面前表露真实的恐惧。杜洺君告诉他，“其实你可以哭。”于是男人在热线中嚎啕大哭。杜洺君有时会陪着咨询者一起流泪，有时则会建议他们减少接收疫情信息，去听一听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在接听热线的过程中，杜洺君说得最多一句话是：“我们都身在其中，我们都从未遇到过。”连日隔离的孤独，让身体健康的武汉市民也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下一个感染者。他们需要心理咨询师确认，他们此刻的脆弱与无助是正常感受。
同住一个屋檐下，黄恺与妻儿也相互隔离，整天见不着面。
黄恺是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大年初八，他接到单位通知，要去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
这是武汉终结病人收治难题的关键之战。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应急医院，火神山医院在“封城”首日已经动工，黄恺去时已大体成型，但在收尾阶段还需加快进度。赶工三日，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黄恺刚以为能歇几天，又在睡梦中被叫醒，去建设“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总建筑面积180万平方的武汉客厅，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建筑。2019年6月，黄恺还和妻子一起来这里看过相声演员岳云鹏的巡演。“当时全场都在爆笑，没有人担心什么病毒。这才过去半年。”
按照部署，武汉客厅要被改造成临时接收2000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正月十四，第一批患者入住时，黄恺还在改装下水道。
“我们和患者就隔一面墙，大家都不敢脱口罩，盒饭送过来也不敢吃。”因为近距离接触确诊病人，单位安排黄恺从元宵节开始居家隔离十四天。
其实从大年初八接下建设任务那天起，黄恺的妻子程晓芳就搬到儿子的房间，把主卧留给黄恺一个人。
程晓芳曾是抗击SARS的护士，如今已转行。“2003年我刚参加工作，就一个人，也不知道怕。现在有小孩，有老人，感觉比SARS时还恐慌。”程晓芳担心丈夫在外工作感染病毒，于是俩人商量好：黄恺深夜收工回家，在门口脱下全身衣服，进主卧洗澡、休息，与家人不见面。
六岁的儿子有时想找爸爸玩，黄恺不开门。程晓芳对儿子喊：“你爸爸身上搞不清楚有没有病毒，你离他远一点。”
胡振波情绪失控的时候不敢回家，躲在办公室掉眼泪。作为青山区新沟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胡振波从正月十二开始承担了一个隔离点的诊疗任务，对社区内发热患者和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应收尽收，不漏一人”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下达的命令。
胡振波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受访者供图/图）
胡振波要带领手下的社区医生，对隔离点内近三百号人进行咽拭子采样和核酸检测。在疫情暴发初期，这些高风险工作只有湖北省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士才能做。“现在感染者太多，我们只能上阵，没有人可以商量。”
留守武汉的法国全科医生PhilippeKlein同样倍感孤独。武汉封城后，他坚持让妻子离开，但自己留下来。
“我的职业是医生，我要履行我的职责。我留在武汉比回法国更有用武之地。”后来，PhilippeKlein需要照顾的病人越来越少。他很少出门，只待在武汉家中回答病人咨询，以及思念送走的家人。“我和每一个武汉人一样，从这场战役开始后就在等待好消息。”
留守猫，新生儿，热干面
“这些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人们，拼成了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是武汉的守城人。”
留守武汉的，不只有人。
许多外出过年的武汉人，被“封城”挡住了回家的路。他们出门前留给家中宠物的食粮，正在慢慢耗尽。
“封城”第三天，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在微信公号上推送了一条信息，表示愿意无偿为武汉宠物主上门救助宠物。十天过去，他们收到近五千份求助。留守的动物中，猫占大多数，此外还有狗、仓鼠、鹦鹉、乌龟、金鱼和小香猪。
“向我们求助的家庭，大部分住在出租屋，居住环境不太好。可能条件好的家庭能找到朋友帮忙照料动物。”会长杜帆和志愿者们带着开锁师傅，闯入一户户陌生人家，为留守动物添水加食。
救助并非总能成功。有原计划只出门三天的宠物主求助，拜托杜帆去看看家中快要生产的母猫。杜帆进门，发现母猫已经分娩，诞下的两只小奶猫冻死在猫砂盆里。
感染新冠肺炎的武汉孕妇龚林，在“封城”第十天顺利分娩。一个7.1斤的男婴在疫情时期诞生，目前各项指标正常，核酸检测显示未感染新冠病毒。
为龚林接生的，有湖北本地和来自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医生。龚林给新生儿取了个小名“小北龙”。
外卖员王建在这天接到一份特别的订单，下单人也是位孕妇。孕妇家里有一只很大的金毛犬，她自己没力气遛，也不方便这时候出门。而她丈夫是医生，没有时间遛狗。
王建送完外卖以后，帮孕妇遛了十几分钟的狗。
疫情时期，外卖员依旧繁忙。“以前点餐的多，现在让我们买菜的多。”王建在元宵节那天接下好几份订单，都是托他买汤圆。
意外留在武汉的王粒丁，决心用镜头记录像王建这样，在疫情和年关交织下仍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人。“这些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人们，拼成了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是武汉的守城人。”
身穿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像火苗一般跃动在王粒丁的镜头里，也跃动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王粒丁甚至邂逅了一位在空旷街道边跳广场舞的女环卫工，“她说在工作之余跳舞解解乏，对疫情显得很淡定”。
“这些环卫工人大多是中老年人，是最易感的人群，三班倒，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王粒丁望着他们的背影，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坚守在一线岗位的理由很多，但终归为了营生”。
武汉网约车司机马小龙，春节期间加入了“医护保障车队”，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由公司提供补助。他每天早上六点出车，凌晨两三点回家，跑得最多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和协和医院。“我就住这附近，总得为家乡人做点事。”
除了网约车司机，马小龙还有一个身份——庞记热干面的“少东家”。
庞记开在汉口中山大道上，铺面仅二十多平米，老板是马小龙的母亲庞阿姨。
王粒丁有天深夜路过庞记，问店员为什么有疫情还24小时营业。店员说，这里二十年没关过门，因为这家店根本就没有门。王粒丁回头一看，还真只有一个门框。
往年，一碗热干面平时4元，春节涨到6元，过完初七再回归原价。“但今年回不到4块钱了，今年物价很高。”马小龙诉苦，疫情时期出门“过早”的武汉人大大减少，店里每天卖出一百多份热干面，“比去年差远了，去年是这个数的十倍”。
红菜薹，买菜群，麻将声
“这是现在武汉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王粒丁发现，武汉现在人最多的地方除了医院，就是街边的菜场。“不管多难，人总是要吃饭。”
武汉摄影博主老白屹只在两种时候出门：倒垃圾，逛菜场。他拍下了唐蔡路菜场许多戴着口罩的商贩和市民，商贩沉默地称斤两，市民沉默地电子支付，彼此间鲜少用语言交流。“这是现在武汉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武汉菜场里，商贩和市民都戴着口罩。（受访者供图/图）
在拍菜市场以外，老白屹只能登上天台，用无人机航拍疫情时期的江城。拍摄结束还要用酒精给无人机消毒——他怕无人机携带上新冠病毒。
疫情抑制不住武汉人对时令蔬菜的热爱。大学生郑柳家门口有间生鲜超市，早上九点开门，十点多再去就见不着红菜薹的身影。“店员也说，新鲜的红菜薹最先卖完。”
郝芸的父母原本在洪山区一片菜场摆摊，郝芸从小帮忙。疫情暴发后，菜场关门了。
“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说买不到菜，就在年初八建了一个群，把住在周边的人拉进来，说给他们送菜。”附近几个小区的业主们一散播消息，到“封城”第二十天，这个群里已经有两百号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接一百单。
郝芸家有七口人，男丁多，由他们去批发市场进货。父母年纪大了，抵抗力差，于是不出门，每天早上七点起来去仓库，按照郝芸头一天收集的订单配货。中午，男丁们再出门送货，只送到小区门口，打电话让居民们分批下楼，减少彼此的接触。
全职妈妈余娜是这个买菜群的成员。她所在的小区有一个确诊病人，还有几个疑似病人。刚“封城”那几天，余娜的丈夫穿一身旧衣服，外面套一件雨衣，拿行李袋去超市囤了七百多元的食材——家中有一个三岁的大宝，一个半岁的小宝，食物绝对不能短缺。“旧鞋旧袄，等疫情结束了就扔掉。”
之后几天，余娜陆陆续续加入了八个买菜、买水果的微信群，还加入了一个奶粉群。小宝平常喝的进口奶粉，到处都断货，不得已只有转奶。“很多宝妈都换了奶粉喝，有啥喝啥。”
“封城”第二十天，武汉中小学“线上开学”，余娜大宝就读的幼儿园也不例外。幼儿园老师发来线上绘本和教学视频，余娜哄着孩子看看绘本，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
大宝也想出去玩，天天趴着窗户往外看。
大宝天天趴着窗户往外看。妈妈告诉他，外面有病毒。（受访者供图/图）
余娜本来也想和大宝讲讲李文亮的事，后来还是放弃了。“我小孩蛮多愁善感的，看个电影都能看得很伤心。讲李医生，怕他听了难过。”
“无聊的日子其实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无聊的日子中打破从前生活的秩序。”宅在家十几天没出门的90后职员刘放，决定在疫情时期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感：“简单地说，以前放假在自己屋里做什么，现在依旧做什么。”
刘放一边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一边回想武汉最吸引自己的是什么。
他想明白了，自己最爱的是这座城市的市井气息：端碗热干面，在路上走着，随时可以听到炒菜声和麻将声。老社区与高楼大厦不突兀地融合在一起，听着闲聊的大爷大妈说家长里短，“会觉得这是在生活，而不是在生存”。
刘放不知道“封城”还要持续多久。现在，他只希望能够早一点出门，在阳光下，吃一碗热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