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彻底扑灭百年不遇烈性传染病，1920年是如何做到的？
1910年，中国东北遭遇鼠疫流行，剑桥博士、南洋医生伍连德临危受命，在四个月内扑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1920年，东北鼠疫再次卷土重来，伍连德在缺乏行政权威、政府支持不力、国际形势复杂、缺少资金人手的情况下，凭借十年间创建的东北防疫总处，以细致的工作作风，料敌于先的眼力和敢于战斗的勇气，带领北满各国防疫人员，靠全社会的力量，取得了防疫的成功。这一次彻底的防疫工作，极大程度消除了鼠疫再度大流行的可能，从此，在东北，鼠疫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过。
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的今天，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当今疫情中的种种乱象和难题，一百年前的伍连德都曾经遇到过。他的解决办法，应当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山雨欲来
1920年10月，伍连德从哈尔滨来到海拉尔。
此次到海拉尔的原因，是他接到报告，在海拉尔出现鼠疫病例。10年来，在北满和中俄边境，偶尔会出现零星鼠疫病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总会尽快赶到现场，亲自对病人进行诊断。
伍连德来到当地医院，里面收治了一位苏联警卫，出现鼠疫症状，但已经康复了。因为得肺鼠疫必死，看来这位苏联警卫患的是腺鼠疫。
检查完病人，他询问病人家庭情况。医院有关人员告诉他，病人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中的三个最近相继而死。
伍连德问：“也是鼠疫？”
医院的医生回答：“看起来是。”
“尸体在哪里？”
“怕引发流行，已经焚烧了。”
伍连德开始有了不祥的感觉，他详细了解了死者的情况。最先死亡的女人在满洲里有亲戚，经常去满洲里，而且也经常回到苏联境内。
满洲里，又是满洲里。
满洲里目前还没有鼠疫出现，他马上询问苏联方面的医疗人员，这才得知，从8月份开始，在苏联境内和中国边境方圆五十里内已经相继出现十余起腺鼠疫。
和十年前的情况相似，鼠疫又是先在苏联境内出现，然后南下。这十年来零星的腺鼠疫偶有发生，可是没有出现一下子好几例的，难道鼠疫已经进入肺鼠疫期，处于爆发的时刻？
这一天，伍连德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十年了，鼠疫也许会和1910年底一样，形成在人群中快速传染的形式。这个从腺鼠疫到肺鼠疫的转变，可能就发生在海拉尔，而伍连德正在这里。
海拉尔中俄民族混居，情况比较复杂。伍连德马上组织有关医疗部门开始对鼠疫进行检测，结果在那个苏联警卫的同一个兵营内查出还有三名中国士兵死于鼠疫。他立即在当地借用几家客栈，将所有与这些鼠疫病人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命令当地医疗人员和军队逐家检查。由于控制得及时，鼠疫没有在海拉尔流行起来，整个流行期间只有52例鼠疫，其中20名是在那个军营里的军人。
处理完海拉尔的防疫事务后，伍连德要求当地有关部门继续监控，千万不能放松。然后返回哈尔滨，火速部署整个北满的防疫。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只是开始，大祸就要来临了。
大疫有时候是不可预料的，但也有幸运的时候，有可能控制在初发的时候，使之不成为大疫。第二次东北大鼠疫，就是这种原本可以控制住的瘟疫。因为伍连德在最初几个肺鼠疫病例刚刚出现的时候赶到海拉尔，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如果当地完全按照他的要求，这次鼠疫就会到此而止。可是和十年前不一样，他已经不是能指挥官民和军队的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鼠疫专家。他的话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他尽到了他的职责，可是却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就在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哈尔滨，开始筹划全北满鼠疫防疫时，在海拉尔那些用于隔离鼠疫接触者的客栈中，意外发生了。
在海拉尔隔离鼠疫接触者的几间客栈里，有一间隔离了9名鼠疫接触者。由于警卫疏于职守，也许是故意放纵，这9个被隔离观察的人，在一天夜里逃逸而去，造成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距东三省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整整十年，鼠疫卷土重来，和上次一样凶猛，一样山崩地裂。
卷土重来
1920年11月初，伍连德处理完海拉尔的鼠疫情况后，回到哈尔滨。尽管其他地方还没有鼠疫病例出现，可是他敏感地意识到一场大疫即将来临。
哈尔滨这时已经有30万人口，包括10万苏联人，4000名日本人和2000名其他外国人。控制鼠疫一定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在他的大力呼吁下，12月，哈尔滨市国际防鼠疫委员会成立，海关总督任主席。委员包括中方高级官员、所有市政议员、苏方铁路负责人、商会领袖等，在其后的五个月内，该委员会共举行了18次会议，有效地协调了哈尔滨的鼠疫控制工作。防疫总处所属的医院已经具备了能够同时收治上百名鼠疫病人的能力，运送鼠疫病人和隔离者的车辆也准备妥当，安置鼠疫接触者的隔离点也落实了。
新的一年来到了，伍连德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和十年前一样，他又是在哈尔滨度过圣诞和新年。表面上一切平静，可是他知道不会等待太久的。
1921年1月22日，哈尔滨市出现鼠疫。
仅仅在十天之内，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沿线，相继出现鼠疫病例。上次大鼠疫中被重创的满洲里于1月12日率先发现鼠疫病人，据估计也是由从海拉尔逃逸的鼠疫接触者中传来的。满洲里的苏方医疗力量可以说很雄厚，有5名医生，6名护士和15名助工。防疫总处满洲里站仅有3名医生和4名护士。
满洲里鼠疫开始出现以后，流行比较缓慢，到一月底只出现36例。如果和十年前一样，由苏方立即着手控制，应该能和海拉尔一样很快消灭的。可是苏联政府根本没有防疫经费，苏方的医疗人员在错过了良机后，把满洲里的防疫工作完全交给中方防疫总处。这时，鼠疫在满洲里大规模流行起来了，使得满洲里又一次遭到重创。
和满洲里相比，呼伦的状况更严重。
呼伦是苏方的一个矿山，有2000名苏联工人和4000名中国工人。在居住条件上，苏联人住的条件比较好，房屋通风良好而且盖在地面以上，屋内也不拥挤。而中国矿工住在半地下的窝棚里，为了保暖和节省燃料，房屋密不透风，而且一间屋子里住上十几、几十个人。这是鼠疫细菌繁殖和传播的天堂。
1月2日，从海拉尔隔离站中私自跑出来的9名鼠疫接触者之一来到呼伦，找到在此当矿工的一个朋友，借宿在这个朋友的窝棚里。这间窝棚里面还有16个人。几天以后，全屋的人开始咳嗽发烧，然后相继死亡，到1月18日，全屋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死于鼠疫。
这时，医疗人员发现，在另外一间较大的屋子里，也有大批的人死亡。原来住在这间屋子中的一个人最近曾经去过那间死亡窝棚，没有几天工夫，这间大屋里的160人死了42人，并且造成3名医院工作人员死亡。
如此凶猛的瘟疫，让矿山的苏联管理人员十分恐慌，在无法从自己政府那里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火速致电哈尔滨，请求防疫总处派人来进行防疫控制。
一封又一封急电发往哈尔滨的东北防疫总处，请伍连德博士速来呼伦。
伍连德哪里走得开？
鼠疫已经星火燎原，伍连德必须坐镇哈尔滨，无法脱身前去。他派遣了5名医生，配备足够的助理人员及设备，组成医疗队火速赶往呼伦。临行前，他专门召集医疗队，布置了防疫方案：不要让和鼠疫病人接触过的人继续留在同一间窝棚里。把他们6到8个人一组转移到隔离车中，白天在受过训练的警察的监督下多晒太阳。
去呼伦的医疗队刚刚启程，齐齐哈尔又来了急电，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请伍连德博士速来省会，指导鼠疫防疫。这次伍连德不能不给黑龙江督军这个面子，因为黑龙江省是抗鼠疫的前线。他只好放下手头的事，赶到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本来有一家防鼠疫医院，是伍连德设计建造的第一所现代医院，浸透了他的心血。医院建成以后，他已不是东三省总医官了。哈尔滨归吉林省，齐齐哈尔归黑龙江省，因此这家医院就不受他和东北防疫总处的控制，改由黑龙江省管辖。这几年一直由一个台湾人把持，对鼠疫防疫根本就不做准备，成为一家普通的医院。而且，这些年黑龙江省的省级卫生防疫他也无权过问。
来到齐齐哈尔后，他发现情况越来越紧急。和满洲里、海拉尔、呼伦这些虽然也属于黑龙江省、可是主要由苏联控制的地方大不一样。苏联方面经过去年霍乱流行时的教训，对防疫总处十分信任，主动把防疫工作交给他们。可是他在齐齐哈尔一无人手，二无职权，他只是孙烈臣临时请来的顾问。他所能做的是尽快向孙烈臣提出防疫建议，希望黑龙江省有关方面能够按该方案执行。
根据齐齐哈尔的现状，他立即制定了防疫方案，交给了孙烈臣。至于是否按这个方案施行，就不是他能过问的了。实际上，他对此也不抱什么希望。和十年前相比，他多了一份无奈。
严阵以待
东三省现在是张作霖的地盘，正在整军准备打直奉大战，对北满的鼠疫流行，奉天方面除了拨出少量经费外，没有其他支持。北京政府内政部所做的也就是拨来部分防疫经费而已，其他的事情全靠地方自己解决。
地方上各自为政，北满所属的两个省互不合作。众目睽睽之下，靠伍连德一人东奔西跑，像救火队员一样尽力而为。
对于伍连德来说，无论客观条件如何不利，他都能抓住要点，他都能干事。
在这种的状况下，他决定坚守哈尔滨，尽一切努力使哈尔滨的鼠疫流行降到最低程度。由于十年的经营，加上国际抗鼠疫委员会的成立，使他在哈尔滨能够运作自由。同时利用东北防疫总处在各地的力量，进行全北满的鼠疫防疫。此外，和长春、沈阳的卫生防疫部门协调合作，保证鼠疫不向南扩散。
十年后对待鼠疫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分区，隔离。
上次是傅家甸，这次是全哈尔滨。中国人居住地被分为五个大区，加上一个苏联人居住区，分区包干。由中苏人员组成联合检查队，日夜不停地在各区检查，发现鼠疫病例立即处理，病人家属马上隔离。
伍连德首先做的是建立严格的隔离程序，接触过鼠疫的人员立即送到隔离车上。一旦这些鼠疫接触者出现疑似症状，马上和隔离车上的其他人隔离，单独观察24小时。发病者送往鼠疫医院，未发病者继续回到隔离车。这个程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潜伏期的鼠疫病人感染给其他隔离者的问题，哈尔滨防疫期间，2021名隔离者中被潜伏期的鼠疫病人感染的只有4人。而在呼伦，由于没有采取疑似病例单独隔离的程序，隔离者被感染率为22%。
大疫之下，采用隔离的办法是唯一出路。在山崩地裂之时，伍连德能够如此周密地考虑到隔离人员的被感染问题，正是因为他心怀一颗仁心。
大医，首先要是仁者。
伍连德认真吸取在山西防鼠疫的教训，在严格控制交通的前提下，并不彻底封锁交通。所有由哈尔滨南下的旅客一律由医疗人员进行体检，确诊身体正常者方可上车。此外，为了保险起见，三等车票每日只售出50张。这样既控制了交通，避免鼠疫南下传播，又不使确实要南下的人民绝望而绕道而行，尽可能做到了两者兼顾。
经过20天的努力，整个哈尔滨的防疫工作按部就班，几十万人口的国际化大城市，没有因为鼠疫的流行而产生大的社会波动，各行各业一切如常。看到哈尔滨防疫一切运转正常，伍连德终于能够脱出身来，他决定去呼伦看一看，那里的防疫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
呼伦悲剧
2月11日，他来到呼伦，大惊失色。这里几乎是一座死城，到处是尸体，鼠疫防疫已经完全停止了。
伍连德难以置信，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鼠疫防疫失控的情况。他早就派来医疗队，加上矿山的苏方力量，应该能够实施他制定的控制方案，为什么成了这样？
找到医疗队的负责人，伍连德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按预先制定的防疫方案进行？”
医疗队的负责人结结巴巴、啰啰嗦嗦地开始汇报，刚到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样，后来由于发生了那个事件故而那样，伍连德听了半天，全是客观借口，干脆打断他：“你先不要讲了，哪里有最新的病例？领我去现场看看。”
伍连德被带到一个窝棚前，医疗队的负责人介绍说，就在今天早上，从这个窝棚里拉出来11具尸体。
伍连德一看现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窝棚的门大开着，矿工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他拦住一名正要进去的矿工问：“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不知道里面刚刚死了鼠疫病人吗？”
矿工回答：“知道呀，我表弟就是住在这里的，我是来探听他的下落的。”
正说着，就见几名矿工从里面出来，手里大包小包的拿着死人的遗物。伍连德伸头往窝棚里一看，里面还有不少翻箱倒柜的人，他急忙说：“那些东西有细菌，不能动。”那几个人听也不听，拔腿跑得无影无踪。
伍连德问医疗队负责人：“这是感染区，里面全是活的鼠疫杆菌。为什么没有立即封锁消毒？”
医疗队负责人告诉他，按分工，本地的隔离消毒工作由苏联矿方负责。防疫总处提出的具体措施他们根本不遵守，一旦发现病人后把病人运走，第二天再回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病人，在此期间对接触者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对病人的住处也不加封锁。此外，本地矿工十分粗野，目无法纪，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全面隔离。
伍连德又来到隔离区，了解隔离的情况。隔离区负责人向他汇报说，送到隔离区的鼠疫接触者经常发生逃跑事件，有时候全隔离区的人跑得没剩几个。
最后，他来到鼠疫医院，得知病房里也经常发生逃跑事件，这让他更为吃惊。
初步了解了情况以后，他问：“这些从病房和隔离区逃跑的人都去了哪里？”
医生回答：“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待在矿区。”
伍连德这才明白为什么只有矿区的鼠疫病例持高不下，但周围地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逃跑的人不断地在矿区内引起新的一轮感染。
发现了症结所在后，伍连德立即和苏联矿山管理方面会面，紧急讨论应急防疫措施。目前当务之急是严格执行隔离消毒措施，了解了前因后果并解释了道理之后，苏联方面表示立即配合，执行严格的隔离和消毒。加强隔离区和鼠疫病房的安全措施，力求杜绝健康人接触鼠疫杆菌的机会和杜绝病人与隔离者逃跑的可能。
从现有鼠疫在本地的流行状况上看，鼠疫主要在中国矿工居住区发生。伍连德认为原因是居住拥挤，通风太差，造成病菌快速传播。他提出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在露天生活一周，这样病菌便自生自灭。这个建议马上就被其他人否决了，因为时值冬天，这样做无疑自杀。因此唯一可以采取的就是矿山方面和中方医疗队合作，严格执行隔离手段，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马上按上述办法实行。苏方动用武力，采取强行的隔离和消毒措施，很快使呼伦的防疫工作进入轨道。呼伦的鼠疫死亡率在几天后开始下降，当地人们开始有了生活的信心，伍连德看到危机解除，便返回哈尔滨继续主持防疫去了。
从海拉尔到呼伦，他努力了，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可是鼠疫的势头依然不可阻挡。鼠疫已经进入哈尔滨，最终能波及到哪里？奉天，还是北京？
在哈尔滨所作的准备和努力，能否经得起鼠疫的狂飙？
答案只能由伍连德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人生有些时候，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问题你必须回答。
八方筹款
哈尔滨的鼠疫防疫早在第一例鼠疫出现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是作了充分的准备。鼠疫出现后，各项防疫工作立即启动。等鼠疫进入流行期后，哈尔滨鼠疫防疫系统已经进入高速运转之中。
有备不一定无患，从呼伦回来后，全面检查哈尔滨鼠疫防疫系统的伍连德，发现了重大难题。
难道是百密一疏？
不是。一个字：钱。
哈尔滨鼠疫防疫一旦全速运转，没多久，手中的经费就花完了。30万人的大城市全面进行防疫，花钱可以说如同流水。虽然说医院和设备不用花钱，可是那些临时租用的隔离站、运人的车辆、消毒的药品、防疫服装包括口罩都需要钱。
更多的是花在人工上，医院里24小时派班，分区负责的防疫队，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大批临时雇用的工友，这些人的劳务费一旦日复一日就非同小可，还有被隔离的上千人的一日三餐，吃穿用度。甚至仅仅给值夜班的防疫人员准备一顿夜宵，防疫总处都快负担不起了。
十年前，伍连德没有为钱而为难过。当年，无论是哈尔滨道台、吉林巡抚、奉天总督，还是外务府，甚至摄政王，对他的要求有求必应，经费马上到位。而且当年哈尔滨的10万俄国人居住区包括里面的华人的防疫费用由俄国方面负责，伍连德只具体负责傅家甸的25000人的防疫费用，虽然是全面隔离，但支出并不太大。
现在，没有那个不遗余力的朝廷的全力支持，靠的只是市政府、省政府、大帅府和中央内务部各自拨下来的少量款项，苏联方面是靠不上了，苏联人居住区也要中方负责，除此之外，防疫总处的各个口岸，满洲里、海拉尔、呼伦等地，用的都是这笔防疫经费，怎么能不捉襟见肘？
去年防霍乱，算是练兵了，怎么就没发现这个问题？霍乱和鼠疫不一样，一个靠宣传和改进卫生条件，以及及时治疗病人。一个靠全面实施隔离。全面隔离的措施用在大型城市时，没有大量的经费是难以为继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伍连德只得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筹款。
伍连德又开始新的一轮东奔西跑，这次不是去救火，而是去要钱。向市政府要，向省督军府要，向奉天的大帅府要，向北京的内务府要。东一笔西一笔，靠各级政府的追加经费以解燃眉之急。
长久之计应该靠海关，防疫总处在哈尔滨海关管辖下，海关应该拨款。虽然受庚子赔款的限制，可是现在火烧眉毛了，驻华使团也不敢过于坚持。哈尔滨海关加上东北的几个口岸的拨款，让防疫总处的系统得以运转正常。伍连德再向全国其他海关求援，最后是广东海关雪中送炭，援助了一大笔款项。
其次是靠国际援助，苏联方面这次是靠不上了，只好请日本南满铁路出钱。日方不仅承担从长春到大连的鼠疫控制，由于哈尔滨有数千日本人，南满铁路同意向哈尔滨防鼠疫委员会提供防疫款项。
最后是向大众捐款，伍连德召集在哈尔滨的商界领袖和富豪，向他们解释了当前的困难，请他们慷慨解囊。此外就是在城里大力为防鼠疫活动进行宣传，在提高公众对鼠疫防疫认知程度的同时，得到社会的捐款。
经过多管齐下，经费的问题圆满解决了。伍连德开始解决下一个要点。
做事不仅仅靠的是决心和勇气，还要会干，和饭要一口一口吃一样，事情也要一件一件分清轻重缓急来解决，否则一件也解决不好，解决不了。
那么，在伍连德眼中，下一件要事是什么呢？
隔离：殊非易事
防止鼠疫扩散的关键是什么？
隔离。及时发现带有鼠疫病菌的人，并把他们和其他人隔离开来。隔离的效果，关键在于及时，如何在第一时间发现带菌者，迅速进行隔离，是防疫成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带菌者？
已经出现鼠疫症状的病人好办，发现以后立即送进传染病房。可是，除了病人外，还有别的带菌者，就是曾经和病人接触过的人们，他们之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传染了，细菌在身体内要繁殖一段时间，然后才出现鼠疫症状，这段时间就是鼠疫的潜伏期。由于这些人具有传染性，如果不能及时发现，还会有更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染上鼠疫。能尽早地发现疑似病人，尽早隔离，就能尽快控制和消灭鼠疫。建立隔离区，把和鼠疫病人接触过的人送到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出现症状的送到传染病房，不出现症状的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了，这便是隔离的原理。
可是，接触过鼠疫病人的人并不一定被传染上，是否被传染要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在隔离区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被鼠疫传染上的，只是为了防止万一，防止鼠疫的扩散，而被收容到隔离区内的。这便是问题和矛盾所在。
被送进隔离区，首先是与世隔绝，如同蹲监牢的犯人，失去了行动自由。在隔离区内生活不如在家自由舒适，工作也受毁灭性影响。更严重的是，很多人眼里，进了隔离区就如同下了地狱，很可能死于鼠疫。在隔离区内，少部分人确实带有鼠疫病菌，不久就发病。可是大多数人是健康的，只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朋友中出现鼠疫病人，而他们与其接触过。接触了并不一定被感染上，可是没有办法区分开，为了控制鼠疫，为了更多的人不受波及，只能一并收入隔离区。
在隔离区内，被鼠疫感染的机会就高多了。以呼伦为例，送进隔离区的人有百分之二十几被隔离区内的潜伏期鼠疫病人感染，在隔离区外这种可能就低多了。伍连德吸取呼伦的教训，改变了隔离措施，隔离区内一旦鼠疫接触者出现疑似症状，马上和隔离车上的其他人隔离，单独观察24小时。这个程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潜伏的鼠疫病人感染给其他隔离者的问题。因此哈尔滨防疫期间，只有0.2%的隔离者被感染。可是这是鼠疫被控制后的统计结果，在防疫期间，谁能预料得到？
十年前傅家甸被封锁得水泄不通，里面实行军事化管理，老百姓对此只能彻底服从。现在是整个哈尔滨，虽然分了区，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严格封锁，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严格执行。海拉尔和呼伦的教训就是隔离区管理不严，造成病人逃匿，引发大的流行。从被隔离者的角度想，没有人愿意进隔离区，进去以后也拼命想逃出来。自从防疫开始，哈尔滨的大街上经常出现鼠疫病人的尸体，是家属为了避免被隔离，晚上偷偷扔在大街上的。这对防疫的成功威胁很大。
究竟应该怎么办？
靠什么办法才能点石成金？
公开疫情
隔离，还是只有严格执行隔离，才能控制鼠疫。但是乱世用重典，会引起社会动荡。伍连德这一次也没有力量全城日夜检查。靠严厉的执法不现实，而且也没有能力。
在防鼠疫委员会的会议上，伍连德提出了解决办法，只有靠宣传教育，利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隔离的目标。在传染病防疫上，他不赞成那种“民可使治之，不可使知之”的隐瞒策略，他一贯主张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从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渡难关。这次防疫，只能用这个办法。
与会的一些委员对此有不少担忧，担心全面公开疫情，会引起社会动荡，引发难民潮。伍连德认为，隐瞒疫情一样在社会上造成恐慌，小道消息的流传一样会引起骚动。和十年前相比，哈尔滨的老百姓对鼠疫的知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接受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对鼠疫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因此要相信民众，相信社会的力量，用社会监督的办法，实现隔离的目的。最后，会议同意伍连德的建议，由防疫总处负责宣传。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防疫总处出版了防疫日报，专门报导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以及鼠疫防治的科学知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卫生通报，在哈尔滨很受民众欢迎。民众通过这份疫情日报，了解了鼠疫在本市的流行情况，认识到防疫的重要性，自觉地运用报上介绍的科学知识进行防护。以前的流言蜚语一下子没有存在的市场，各种迷信的防鼠疫办法也逐渐被民众所抛弃。
1921年，满洲里，鼠疫病人在前，戴口罩的检查人员在后
在隔离的问题上，尽管不能完全解决曾与鼠疫接触者不愿意进隔离区的问题，但是广大民众的认识提高了，为了自身的安全，一旦出现可疑病例，他们及时向执法部门举报，逃匿的病人和接触者也较难藏身。防疫部门等于多了无数耳目和义工，病人的早期发现，住处的消毒，以及接触者的隔离等困难都得到了解决。
除了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之外，防疫总处人员从伍连德开始，主动走出去，到社会上讲演、作报告，回答民众的问题。哈尔滨的街头，经常见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疗人员在回答民众的问题，使民众感到防疫人员的存在。稳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这些公开疫情、取信于民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从一开始的抵触和拒绝，到后来的合作和配合，哈尔滨人被防疫总处说服了，自觉地在防疫总处的领导下，一起和鼠疫搏斗，少数人的牺牲换来的是大多数人的安全。
1921年，哈尔滨鼠疫防疫人员
疫情透明，大力宣传教育，使哈尔滨的防疫局势在良性的轨道上顺利发展。鼠疫的发病率始终没有出现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人民基本上安居乐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此也没有发生鼠疫大范围扩散的情况，伍连德战胜鼠疫的信心更足了。
可是，还是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哈尔滨防鼠疫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通报鼠疫防疫中的问题和情况。在一次例行会议上，负责傅家甸区的防疫人员汇报，最近傅家甸好几名中医死于鼠疫，这个动态引起了伍连德的警觉。
中医治疫
十年前，由于整个东北没有多少西医，在哈尔滨、长春等地，中医自愿参加防鼠疫的很多。由于他们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所以在防疫中殉职的比例非常高。
经过十年的准备，特别是东北的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东北防疫总处的成立，哈尔滨地区的西医数量增多了不少。加上这次防疫准备充分，有时间对警察、义工等进行上岗培训，在防疫人手上没有太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防鼠疫委员会没有征召自愿参加防疫的中医，只是要求他们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一旦发现鼠疫病人，立即通知防疫总处。那么，傅家甸的中医是什么原因死于鼠疫的？
伍连德随即来到傅家甸，走访了当地的几家中医诊所，一下子就发现问题所在。
中医被鼠疫感染而死亡的原因，正是因为没有遵守防鼠疫委员会关于一旦发现鼠疫病人和可疑病例，马上向防疫总处报告的规定。对于那些可疑的病人，比如发烧咳嗽甚至咳血的病人，中医们不是立即向有关部门汇报，而是用中医的办法予以治疗，或者先问诊、把诊金收到后，再向官方汇报。
对这种行为伍连德十分生气，政府和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为什么不遵守？可是这次他已经不是钦差大臣了，他的话起不了任何作用。中医们有的强调那些上门的病人不是鼠疫，起码按中医的标准不是鼠疫。还有的辩解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上门的病人都由防疫总处处理，他们的收入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政府应该赔偿他们的损失等等。
伍连德费劲口舌，根本就不能说服任何一位。他以防鼠疫委员会的名义下命令，中医们也不听，说现在中医也组织起来了，傅家甸成立了中医研究会，有什么话到那里说吧。
伍连德只好去找这个中医研究会。到了地方，发现也是个中医诊所，里面开业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医，自我介绍是中医研究会的副会长。
哈尔滨出现了中医研究会，伍连德还是第一次听说。他问起这个研究会的历史，老先生解释说是刚刚成立的，是中医们自发组织起来，消灭瘟疫的行动。
据伍连德所知，几年前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不容许旧医成立的学会备案，在大疫当前，所有防疫行动都应该由防鼠疫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自发的组织是非法的。那位老中医马上列举出大帅府、督军府到哈尔滨市政府的众多要员，对中医研究会的支持。
无可奈何之下，伍连德开始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鼠疫的危险性和防疫的重要性。他的说法老先生根本不听，坚持按中医的理论可以治疗现在的时疫。瘟疫不可怕，因为中医已经团结起来，从老祖宗的遗产中挖掘出特效秘方。
两人各执一词，伍连德见说理是行不通了，只好下了最后通牒：哈尔滨防鼠疫委员会将取缔中医研究会，并强行要求中医们执行防疫总处的规定。
没想到那位副会长哈哈一笑：“请便！”
伍连德十分气愤。出了中医研究会，正要赶去市政府，要求官方取缔这个中医研究会。就在这时，市政府来人，请他立即前往市政府，道尹张寿增有请。
伍连德来到哈尔滨市政府，道尹张寿增已经等在会客室里。
张寿增在十年前第一次防鼠疫中，就曾和伍连德共事，是东北比较少有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官员，和伍连德相处得很融洽。
伍连德见到张寿增便道：“张道尹，傅家甸的中医研究会……”
张寿增道：“伍博士，我请你来正为此事。”
伍连德一愣，张寿增请他坐下，继续说：“傅家甸的中医研究会是由在哈尔滨的一些中医名家组成的，希望能为鼠疫防治尽力。国医界这种为国担忧解民倒悬的精神值得表扬呀。”
伍连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抗鼠疫的关键时刻，竟然横生枝节。他越听越不对劲：“张道尹，中医们有热情是好事，可是他们也要遵守防鼠疫委员会的规定，发现鼠疫及时报告防疫总处，不能自行诊治。最近傅家甸的中医接连死亡，就是因为中医或因循守旧，或唯利是图造成的。这样不仅造成自己死亡，而且有可能使鼠疫扩散。”
张寿增哈哈一笑：“国医界鱼龙混杂，有这种因循守旧的，也有与时俱进的。比如中医研究会，最近相互切磋交流，群策群力，整理出来几个抗鼠疫的秘方，能够治好鼠疫病人。”
张寿增的话在伍连德听来是天方夜谭。当时，鼠疫还是不治之症，根本无药可治。伍连德道：“这些年自称有秘方的是不少，可是都没有根据。”
张寿增道：“是呀，中医研究会的秘方是综合各家之长的最新研究成果，也算是自古以来国医界首次抛弃门户之见，精诚合作的结晶。为了验证一下疗效，同时也是拯救生灵，他们准备建立一间鼠疫医院，选用12位名医，按照这些秘方，治疗鼠疫病人。”
伍连德心里暗暗苦笑，不过鼠疫医院收下的鼠疫病人大多数在两天内死亡，既然张寿增这么说，他们愿意治就治吧，于是点点头：“他们愿意为防疫做贡献，防疫总处一定支持，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
张寿增接着说：“很好，他们希望先送过去10位经西医诊断，确认是鼠疫的病人。”
伍连德道：“没有问题，保证到时送过去。”
张寿增道：“还有经费上的支援。我已经答应了，从防鼠疫经费中拨出4000元。”
伍连德连连摇头：“治疗10位病人，数百元足够了，哪里能用这么多？”
张寿增道：“他们的要求是，每位医生每月100元薪水，加上房屋费用，先拨三个月的费用。”
伍连德道：“现在鼠疫防治经费非常紧张，要用在必不可少的地方。而且他们的薪水也太离谱了，防鼠疫委员会不能同意。”
张寿增为难地说：“伍博士，请你体谅我的难处。大帅府、督军府还有本城很多名流都要求市府务必支持他们，我也是没有办法。再说，这也是弘扬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嘛，一旦成功，意义非同寻常。”
伍连德看着张寿增，也不好再说什么。张寿增和当年的于泗兴相比，思想要开明得多。他历来相信西医，去年霍乱流行期间，还是在防疫医院把他从死神那里救回来。伍连德理解了张寿增的无奈。
走出市政府，伍连德颇有些消沉。
伍连德只好积极配合，经费按要求拨了过去。4月1日，中医鼠疫医院隆重开幕，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在宣传上也声势浩大，在哈尔滨妇孺皆知。
中医鼠疫医院开张后，根据院方的要求，伍连德立即送过去10名鼠疫病人。过了5天，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伍连德以为中医创造了奇迹。吩咐再转院10名病人，打算亲自送过去，看看疗效如何。就在这时，对方派专人给他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写得言辞卑谦，请求他不要再送病人过来了。上次的10名病人全部死亡。他们相信鼠疫是没有办法治好的了。
事情从来就是这样，真理要靠事实来让人相信的。这样的事从十年前开始，就发生了无数次了。次日的防鼠疫委员会会议上，张寿增宣布那家中医鼠疫医院已经解散，今后中医要严格遵守防疫总处的规定，发现鼠疫必须立即报告给防疫总处。
伍连德再次来到傅家甸，令人到各中医诊所宣布政府的命令，他来到那位中医研究会副会长的诊所，发现诊所已经关门。差人到处打听，谁也不知道这位老中医的下落。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在傅家甸的街上发现这位副会长的尸体，经诊断死于鼠疫。防疫总处经过调查，发现他是给病人看病时传染上鼠疫，在家中死亡后，他的妻子为了不被送进隔离区，夜里偷偷把尸体扔在街上。
伍连德被中医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又为他们不相信现代科学而悲哀。
吸毒防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折腾完用传统方法和草药治疗鼠疫，另外一种据说是抗鼠疫的新方法又出现了。
哈尔滨的情况比较稳定，北满其他地区的情况怎么样？伍连德召集各地的防疫人员到哈尔滨汇报情况，顺便了解一下各地的社会动态。
在会上，来自呼伦的人员无意说道：“最近传说吸大烟可以抗鼠疫，不仅有毒瘾的人开始光明正大的吸鸦片，很多没有毒瘾的人也开始出入烟馆，烟馆的生意十分兴隆。”
伍连德闻之一惊，他对鸦片从来建议采取最严厉的手段。而且他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出席国际禁毒会议，配合全球禁毒。现在，在鼠疫防疫中，竟然出现这种流言。他问道：“这个流言从何而来？”
“不清楚，好像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 呼伦来的人回答。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也纷纷称是，大致统计了一下，北满很多地方都流传着这种说法。看起来是无风不起浪，伍连德吩咐大家回去后了解一下，到底是从哪里传出的。
几天以后，各地调查的结果出来了，有证据表明，这个流言是各鸦片商人和鸦片馆有组织地传播出来的，分明是把持东北鸦片交易的日本人想乘机发鼠疫横财。
在防鼠疫委员会会议上，伍连德提议，对蓄意传播这种流言的要严厉处理，必要时关闭鸦片馆。可是遭到其他成员的反对，因为东北的鸦片交易是日本人控制的，处理日本侨民要事先征求日本领事的意见。
伍连德只好去找日本领事，日本领事一口拒绝，表明这是民间贸易，防疫机构没有证据表明有不法行为。
伍连德这位禁毒先锋在东北对鸦片的泛滥已经忍了十年了，他知道弱国的处境，他知道日本的狼子野心。可是，在鼠疫防疫这个全球瞩目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再忍让了，不仅是防疫的隐患，而且他也不容许鸦片贩子再发鼠疫横财。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伍连德下决心要处理这件事，可是怎么办才能事半功倍，让日本人哑口无言呢？首先要有如山铁证，可是由于日本侨民在东北的特权，怎样才能拿到证据？
伍连德想到了呼伦，因为呼伦在苏联方面矿山当局管辖下。那里的防疫主要靠防疫总处。呼伦的鼠疫流行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苏方对防疫总处十分信赖，而且苏日矛盾重重，可以从那里下手。
苏联方面接到伍连德的信后欣然同意，防疫总处在呼伦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然后在苏方行政部门的配合下，对本地的烟馆进行突击检查。
当天，在哈尔滨的伍连德接到报告，在呼伦一家由一位日本女人开的、生意兴隆的烟馆中，找到三具私藏的、死于鼠疫的瘾君子的尸体，请指示如何处理。
伍连德当即下令，不必照会日本领事，马上封了那家烟馆。同时在哈尔滨防疫日报上报道这件事，并用这家烟馆为例，在哈尔滨及北满各地大力宣传，所谓吸大烟抗鼠疫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北满关于鸦片抗鼠疫的流言很快烟消云散了，面对铁的事实，日本方面对此只好保持沉默。
勇士长眠
很多年以后，伍连德还记得1921年2月17日这个不祥的日子。
这天，他正在办公室里听取各区的汇报，一名医生匆匆跑进来，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主管逐户检查的阮德毛医生出现鼠疫症状，已经住进鼠疫病房。
伍连德放下手中的一切，马上赶到鼠疫病房。阮德毛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显出红晕。看到伍连德过来，有些费力地摆摆手：“不要过来，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伍连德还是走到床边，开始为他检查。阮德毛见伍连德过来，连忙把头偏向一边，咳嗽的时候努力掩住口。
伍连德检查完毕，想说几句，可是不知从何说起。他知道阮德毛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后果。阮德毛轻轻地说：“伍博士，您事务繁忙，就不用来看我了，而且这里也不安全。”
伍连德为阮德毛立墓碑
伍连德伤心地看着这个年轻人。阮德毛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不久，应征前来防疫总处工作，正巧赶上鼠疫流行。他主动要求负责逐户检查这项最艰苦的工作。他还记得，前不久阮德毛刚刚结婚。
三天后，阮德毛殉职。伍连德亲自给阮德毛下葬。在满是冰雪的原野上，伍连德站在阮德毛的墓碑边，请人照相，留下历史上悲壮的瞬间。
那墓碑是否还在？人们是否还记得那些为防疫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们？
根据调查，阮德毛是因为乘坐刚刚运送完鼠疫病人，没有认真消毒的马车而感染上的。伍连德立即纠正了工作程序，每次运送完鼠疫病人和接触者，对车辆、器械都要严格消毒，避免了类似悲剧的重演。
和十年前相比，在第二次东北防鼠疫中，参加防疫的人员因为经过培训，严格执行防护措施，殉职率比第一次大大降低。但是由于种种不可避免的原因和偶然的失误，各地还是有不少工作人员殉职。哈尔滨除阮德毛医生外，还有1名苏方医生、1名苏方助工、5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名警察殉职。
防疫人员中死亡最惨重的是满洲里的苏方人员，一共有3名护士和15名助工殉职。经过防疫总处调查，其原因是他们几乎不遵守戴口罩的要求，进入感染区时又爱喝几口伏特加。而且医院方面也没有照顾好过度疲劳的医护人员的生活，使他们体质下降，容易被鼠疫感染。满洲里苏方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很差，相比之下，那里的中方的医护人员殉职的极少。
伍连德属下殉职的另外一名医生是于树芬，他被派往长春进行鼠疫控制。任务结束后，又赶往山东控制那里的鼠疫流行。途中在天津接触还没有发病的鼠疫患者，于1月22日在山东殉职。
1921年，伍连德和伯力士在哈尔滨实验室内
和十年前一样，没有这些人的牺牲，就没有抗鼠疫的胜利。这些人，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
回望
进入四月以后，北满各地的鼠疫死亡率开始下降，到五月底，北满鼠疫被全部消灭。而在苏联境内，鼠疫一直存在到十月份，最后结束流行的地方是海参崴。
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一共死亡9300人，包括600名苏联人。和1910~1911年仅中国境内就死亡6万多人相比，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伍连德为首的东北防疫总处的控制下，不仅死亡不到1万人，而且根本没有出北满。上次鼠疫中长春和奉天各死亡5000多人，这次长春只有72例，奉天只有几例。关内除山东外均无波及。
北满人口最密集的哈尔滨的30万人中，死亡3125人，死亡率为1%，而十年前第一次流行时傅家甸的死亡率是10%。其他三个死亡人数高的地点，除了呼伦属于特殊状况外，满洲里因为苏方的失误，死亡1141人，其中包括334名苏联人。齐齐哈尔因为防疫归黑龙江省负责，防疫总处十年来无法过问，在这次流行中也无法参与防疫，致使该市死亡1728人。
1920~1921年东北第二次大鼠疫，远没有1910~1911年东北第一次大鼠疫那么有名，不是因为其来势不如第一次，而是因为伍连德十年磨出的东北防疫总处这把利剑。和十年前相比，北满人口剧增，居住和卫生条件并没有很大改善，如果不是由于防疫委员会措施得当，准备充分，起码在死亡总数上要超过上一次。
第二次鼠疫防疫不仅使北满的鼠疫死亡人数大大地下降，而且把鼠疫牢牢地控制在北满，使鼠疫无法南下。令本来会像十年前一样，成为北中国大疫的鼠疫成为北满局部流行的疫情，这是伍连德和东北防疫总处的最大功绩。
从历史上看，每次鼠疫进入流行高峰，大流行往往接二连三发生，甚至延续数百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也就是查士丁尼大鼠疫于6世纪中叶开始至8世纪消失，在欧亚夺去上亿条生命。第二次大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欧洲大陆丧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云南、孟买开始，最后汇聚于北满，惊天动地地爆发。其后有山西鼠疫，东北第二次鼠疫，以及欧亚非其他地区的鼠疫，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全球先后死于鼠疫者达数千万。
从公元541年起，到1941年链霉素大量生产使人类掌握了制胜的武器为止，整整1400年，人类和鼠疫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死于鼠疫者以数千万计。每一次鼠疫大流行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全球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鼠疫大流行，是鼠疫这个恶魔最后的反扑，其来势远较前几次凶猛，特别是在北满出现肺鼠疫这个另类。以往的腺鼠疫要靠老鼠和跳蚤传播，中者死亡率为70%。而肺鼠疫在人群中传播无须通过老鼠和跳蚤，不仅传播极快而且感染者死亡率100%。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东北大移民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如果不能控制住，一旦春暖花开，鼠疫不仅会使东三省横尸遍地，而且会长驱南下，横扫全中国。这次东北大鼠疫，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印度为例，在这次大鼠疫流行中，几十年间先后死于鼠疫的达上千万人，这还是腺鼠疫的流行。如果肺鼠疫同样在人口更多的中国全面流行，死亡人数起码几倍于此。
幸运的是，在这个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伍连德英雄际会，力挽狂澜，不仅应付了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挑战和考验，而且准确地预料到了再次大流行的可能，在第一次大流行刚刚结束时，就着手组建现代化防鼠疫网，也就是东北防疫总处，用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光阴坚守在北满。正因为有了东北防疫总处这个十年心血，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之际，伍连德才能如此得心应手，如此从容不迫，如此誓言有声。
可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东北防疫总处的建设步履艰难。经费要仰人鼻息，经常靠东挪西借。机构上一直隶属哈尔滨海关，没有和政府职能挂钩。完全靠伍连德个人的声望和能力，使这个东北边陲的小小的防疫机构，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举世闻名的医学防疫和研究中心，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承担起本该倾国之力而为的重担。
第二次东北防疫，伍连德无职无权，靠的是细致的工作作风，料敌于先的眼力和敢于战斗的勇气，带领北满各国防疫人员，靠全社会的力量，取得了防疫的成功。
由于第二次鼠疫防疫的成功，鼠疫流行范围小，被感染的人数少，因而病毒的毒力没有得到发挥。加上防疫工作做得彻底，没有留下太多的隐患，极大程度上消除了鼠疫再度大流行的可能。从此，在东北，鼠疫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过。
伍连德十年二斗鼠疫，当之无愧地享有“鼠疫斗士”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