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9日颁给了“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理由是表彰其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为突尼斯建设多元化民主社会做出的决定性贡献”。因在接收难民问题上态度积极而被认为是热门人选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要明年再说了。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起国”,它在革命之后经历了政治暗杀和社会动荡,经“全国对话大会”的努力,惊险地从内战边缘脱离,在“阿拉伯之春”的政治版图上实现了唯一的大体稳定。
向“对话大会”授奖,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代表了诺委会对“阿拉伯之春”的正名和支持。但该奖难免让人重温西亚北非经历的那场革命,诺委会发的这个奖状像是经过了血染,令人唏嘘。
“阿拉伯之春”近5年前很快从突尼斯传播到埃及、利比亚,后进一步波及也门、叙利亚等国。当时西方世界一片欢呼,欧美国家对发动“革命”的反对派分别给予了道义直至军事上的支持,加速了“革命”的蔓延。
这一两年“阿拉伯之春”在西方媒体上提得少了,西方政治家则大多避免说到它。原因是几年过去,埃及反转了,被推翻的穆巴拉克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因“革命”上台的穆尔西反被关进监狱。利比亚摆脱了卡扎菲,却像伊拉克一样陷入混乱。也门和叙利亚爆发不同程度的内战,叙利亚成为二战后涌向欧洲最大难民潮的发源地。“阿拉伯之春”成了一次西方菜谱导致的“集体中毒”。
突尼斯很幸运,这次获奖的“对话大会”的确做得不错,值得尊敬。不知道诺委会是否想通过这次授奖来强调:不是西方指出的路错了,而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太笨了,如果那些国家都有一个能干的“对话大会”,还会有内乱和战争吗?
“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是典型的“颜色革命”,而“颜色革命”最早出现在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追踪那些受到西方鼓励的“革命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等被西方力量直接“解放”的国家,它们直到今天都站在世界最乱国家榜单的前列。
应当说发生各种“颜色革命”的国家,首先都有尖锐的内因。西方世界鼓励它们以暴力革命方式引入西方民主制度,那些求变的社会与西方都一度深信这是个好办法。一系列的失败堪称人类社会的悲剧。人类变革的经验有限,在很大范围内被看好的民主革命栽了大跟头,带来全球性政治灰暗感。
诺委会选了个不具普遍性的榜样,像是要鼓舞因为跟着西方跑而吃了大亏的国家和社会,要它们在黑暗中看到希望。
“阿拉伯之春”5年了,乌克兰第一次“颜色革命”至今10年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一些共和国陷入动荡二十几年了。中国的“文革”一共10年。我们可以大致猜出那些不成功的“革命”对无数民众个人命运所产生的影响。
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不能全抱怨西方害了它们。那些国家革命之前都错过了改革,致使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收拾的爆炸点。改革是一个国家避免或释放危机的最佳途径,世界真正获得成功的国家不少都有过深刻的改革过程。然而成功的改革分配到每一个时代却寥寥无几,因改革而实现了大步前进的国家和社会无疑都是时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