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4 郑永年 黄生说
反腐败要讲公平性，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
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等等，但还是有很多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很多学者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来源：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