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为2016年至2020年勾勒出经济战略和目标地图。其中一个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农村和城市家庭平均收入在2010年水平的基础上翻一番。
这些目标需要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未来五年至少达到6.5%。这一速度比1979年以来平均每年9.7%的增长率低不少，但从国际标准看，毫无疑问仍属于高增长。此外，考虑到自2010年初以来中国每个季度增长都有所放缓，一些人开始质疑这一目标是否可以实现。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经济增长来自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加。高收入国家已经处于生产力的前沿，必须通过技术和组织突破才能实现增长；因此，它们的典型增长率在3%左右。但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借技术，即像中国那样利用后发优势来加快生产力增长，从而加快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在经历了36年的赶超之后，中国的问题是还能从这一过程获益多久。一些学者认为极限已经达到。他们使用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历史数据，说明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如何在人均GDP达到1万1000美元左右时（按以1990年美元价格为基准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若按2005年美元价格，则为1万7000美元）经历经济增长减速。
比如，在日本到达这一水平后的五年里，其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3.6%。在韩国，增长率下降到4.8%。香港下降到5.8%。中国预计将于今年达到相同的阈值，因此很多人相信其未来五年平均年增长率将大大低于7%。
我并不这么看。这一分析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不是袖手旁观者，它们在增长并做出技术突破。而这给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持续学习的机会。
预测中国减速者着眼于人均GDP，这是正确的，人均GDP体现了一国平均劳动生产力，因此也体现了其技术和工业进步水平。但中国增长潜力的最佳指标不是其人均GDP相对于任意确定的阈值的水平；而是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人均GDP之差。以这一衡量指标，中国还有充足的扩张空间。
1972年，当日本迈过1万1000美元阈值时，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水平的72%。当台湾在1992年迈过这一阈值时，其人均GDP为美国的48%。今天，中国的可比数字只有30%左右。
2008年——麦迪逊2010年去世前提供数字的最新年份——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1%。我们可以考察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类似水平上的表现，以此估计中国的增长潜力。
日本人均GDP在1951年达到美国的21%，随后20年，其经济以平均每年9.2%的速度增长。新加坡在1967年达到这一水平，随后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6%。台湾、香港和韩国也都类似；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1%之后的20年，它们的增长率在8%左右。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2018年前不具备这一水平的潜力。
中国经济目前的放缓是外部和周期性因素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极限。中国一直在承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出口需求暴跌的影响。从1979年到2013年，年出口增长率平均为16.8%。2014年，出口增长率下降到6.1%；2015年进一步下降，为-1.8%。
外部拖累可能会维持下去，因为发达国家的政治局面妨碍它们实施重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结构改革，比如降低工资、削减社会福利、金融去杠杆和整固预算赤字。事实上，与始于1991年的日本类似，发达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有可能迎来失去的几十年。
要想实现增长目标，中国需要依靠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幸运的是，这两方面均前景可期。发达国家常常难以发现生产性投资机会，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可以追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化措施、环境管理和高科技行业。此外，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不同，中国拥有充足的财政空间、家庭储蓄和外汇储备来进行这些投资。投资将带来就业、家庭收入和消费。
因此，即使外部条件不改善，实现6.5%或以上的年增长率也绝对在中国的能力范围内。如此，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引擎，至少在2020年前贡献30%的全球增长。
作者是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荣誉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