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最近易锐民先生接连两次撰文，谈到香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的出走事件。其实爆出沈氏决定出走的当天，我也曾撰文谈到此事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即一位本来属于温和派、中立路线的香港著名学人，也对未来感到迷惘无力。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恰好不久前我在大陆的朋友与同学圈子中，也发现这种幻灭感的存在。
我的朋友同学之中，有不少人大体是属于中国知识阶层的中上层，说这话真非自夸。前阵子闲聊时，还说这些人中经商有成者有之，而在学术圈之中官至各科研教学机构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的比例之高也颇让我纳罕。但无论是哪种事业取向，则对前景持悲观者占主流；尤其是稍有成就的经商者，都往往把海外移民作为重要选项，反而是我这个海外党，成了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的少数派。
我对中国未来有信心自非盲目乐观，而是因为首先就华人吃苦耐劳的特性而言，只要获得相对宽松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想要不富裕都很难，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功也表明了这点。其次是我依然对目前的中国年轻一代抱有信心，他们不但继承了过去的勤劳优点，而且眼界也更开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社会公正，而这是中国未来进步的真正推动力；第三，我觉得起码目前政权的有效管理还是值得称道的。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不少是因为民众日益提高的政治与经济要求使然。很多以前未必会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可以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导火索。这当然也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有时我们可能确实应该给中国政府更多一点时间与耐心。
然而，还是有师友会直言不讳地说我是身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反躬自省，我确实没有每天处在雾霾、被污染的环境与水源、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的包围之中，也可以自由地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少有网络管控的威胁，这就让我少了很多在大陆可能会有的切肤之痛。确实，人们对于一个政府的日常直观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其接受的程度。这正如他们也同样无法感受到通过对比，才更能体会中国过去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一样。我的家人每次去中国，都慨叹交通与网络商业的发达与便利。这也只有与其他国家相比时才能体会。
这种悲观情绪的漫延，还与日益内敛、紧绷的时局有关。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经济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开放政策。融入国际商业交换的洪流之中，让民间的经济活力得以释放出来。但最近几年却感到中国渐渐开始把那扇大门又关闭起来了，并且对于政治方面的控制力也日渐加强，过去很多处在左右、中外等领域之中的模糊地带都被一一肃清。举个例子，过去虽然有网络管控，但起码政府对翻墙还眼睁眼闭，平常人说说话发发牢骚也没有人认真管，但最近看来却风声日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媒体与法律界，这都让不少知识分子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对时局表示悲观甚至极度悲观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民众也包括知识阶层是最好“养”的。一般而言，他们在数千年的政治高压与经济榨取之下，已经有了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承受力。所以只要中国能解决目前层出不穷的大量公共事件，并让普通民众有洁净的空气、水、土壤与食物，则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阶层，都非常乐于让渡很多西方人可能会认为必不可少的政治与精神自由。在此种情况之下，再给他们一点相对自由的空间，容许一些政治上的模糊地带，就能让中国的学术、艺术等获得进一步的繁荣，并让民众安土重迁，而非一心想着逃离海外。
然而要实现这些公共事件的妥善解决，则非政府一家所能办，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控制舆情，收紧政声，让提反对意见的人都噤若寒蝉，恰恰南辕北辙。在很多时候，水至清则无鱼，要让知识阶层恢复信心，需要放松而非收紧这根目前已然绷得太紧的弦。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