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报道：电话实名制的“最后期限”又来了
但愿电话实名制的“最后期限”，不要学狼来了的故事；也但愿运营商不肯实名制的心，能在制度上对应出“因果报应”。
脑洞大开一万遍，我还是觉得：“天啦噜”，是最配下面这则新闻的叹词。
工信部近日（又）下发通知，要求各基础电信企业确保在2016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这（又）被称为“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
两个“又”，是我加上去的，方便阅读理解。原因大家都懂：2013年9月1日，工信部颁布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正式实施，要求用户在办理手机卡入网手续时，必须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换言之，实名制是三家基础运营商都必须完成的制度性功课。但路人皆知的现实是，大量未实名制的号码流入市场。黑卡泛滥，黑号横行。
坐在谷堆上听妈妈讲的遥远故事就不说了，那就仅以去年为例吧：年初，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国范围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随后，中办、国办公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亦再次重申，要“落实手机和网络实名制”。再然后，年底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电信、互联网、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不得提供服务。”当然，相关罚则亦板上钉钉。但，实名制的落实情况，虽有好转，依然不尽人意。
不说老道理，只讲新故事。5月22日的澎湃新闻，讲述了一幕在舆论场引起热议的悲剧：范银贵，自杀的时候，身上仍穿着17年前结婚时，四姐给他做的一件灰白格子西服。这个甘肃天水秦安县的乡村教师，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积攒了23万元。原本准备买房的钱，却成了电信诈骗的“肥肉”。绝望无助后，愤而自戕离世。我们也许尚不能论证实名制与范银贵之死间的因果关系，但，放任黑卡黑号而疏于监管，无异于将“范银贵们”推到人生的悬崖边。
也许打击电信诈骗就像检测地沟油一样，迟早要成为跨越这个工业互联网时代的难题。但，我还是忍不住联想：假设乡村教师范银贵在学校能经常接收到防电信诈骗的公益宣传，或者在手机短信里隔三差五收到治理电信诈骗的友情提醒，又或者我们的电话实名制天衣无缝、不给违法犯罪任何可乘之机——那么，就算再“胆小内向”，何至于毫不犹豫就上了骗子的当？淘宝治假不力，都羞答答被国际打假组织除了名。可见，“平台责任”无可推卸。那么运营商与电信诈骗之间，一个搭台一个唱戏，不管有心或无意，怎从来不见一丝一毫的“连带责任”呢？
这似乎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了：落实电话实名制，有无数个“最后期限”。
眼下，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正在贵阳召开。大数据再是粗放，筛选一下找不到户主的号码，估计也不是什么难事。千难万难，难在人心。但愿电话实名制的“最后期限”，不要学狼来了的故事；也但愿运营商不肯实名制的心，能在制度上对应出“因果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