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礼金“绑架”的乡村
礼尚往来，是中国人悠久的传统习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应该加以宣传和发扬。然而，《民生周刊》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在农村的个别地区，借各种理由大摆酒席收礼的风气浓厚。
沉重的礼金过度强调了“礼”的价值，却歪曲了“礼”的内涵，本来增进感情、互帮互助的美德，却变了色彩和味道。
无论是辽宁的李明强、江苏的王保山还是山东的孙占发，面对沉重的人情债时都显得有几分不解和无奈。孙占发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农村，名声和面子有时候比性命还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置身其中的人也在试图让“礼”回归本来的面目。
李明强随礼
农历四月初六，李明强起了个大早，他要驾驶摩托车到30公里外的邻乡参加朋友孩子的满月酒。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孩子满月有摆酒席的风俗。
李明强和朋友老六相识多年，但是平时来往较少。一个星期前，李明强接到老六的电话，得到消息的李明强在电话里紧忙贺喜，撂下电话却一脸愁容——这是他半个月内接到的第四份邀请。
出发前，妻子往李明强上衣口袋里塞了200元钱，并嘱咐说：“先别着急往外掏，看别人都随了多少，有随100块的，你也随100块！”李明强应了一声，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走远了。
李明强妻子王金花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前几天村东头王二家房子翻新随礼200块钱，邻居儿子在市里买新房随礼500块钱，给侄女的公婆祝寿也随了500块钱……仅半月人情支出就有1000多元。
朋友老六的酒席排场很大，足足摆了有30桌。与老六简单寒暄了几句，李明强开始和周围的客人闲聊，赴宴的客人多是七里八乡的农民，彼此敞开话匣子就聊到了礼金，李明强发现与老六关系一般的人都随了200元的礼金，与老六关系稍微近一些的人则随了300至500元不等，有的甚至更高。
出门时王金花嘱咐的话还在李明强心中回荡，“看看周围人那种霸气的场面，100元确实有些拿不出手……”李明强攥着200元钱在账桌前徘徊了一会儿，手心有些发汗，还是递了过去。看着账本上赫然写着“李明强贰佰元整”才转身离开。
李明强说那天的酒席很丰盛，还有平时少见的海鲜。连日来四处赴宴让他身体有些发福，他听周围的邻居说，老六办完孩子的满月酒有可能要在市里买房子，言下之意是过段时间还得再摆一次酒席。
回到家，已是下午两点半，王金花正在本子上计算着近几个月的开销，看李明强进来的脸色就知道200元钱已经送了出去。王金花嗔怪丈夫：“交了一些狐朋狗友，八竿子打不着的朋友，有了事儿就给信儿！”李明强闷着头，不吱声。
李明强家以种植玉米为生，一年的纯收入有4万多元，加上李明强平时出去打些零工， 一年总收入有5万元左右。可是近两年来花样繁多的酒席和随之产生的高额礼金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王金花说家里去年一年送出去的礼金有17000元，其中有4份礼金都超出1000 元，最低金额为200元，与前几年不同的是， 100元的礼金已经很少见了。
傍晚，李明强接到表姐的电话，得知外甥的婚礼下个月举行，李明强和王金花高兴得不得了，王金花说：“这可是婚姻大事，我们都要到场，为他们祝福。”李明强夫妇认为，婚礼是大喜事，不同于其他的摆酒席，这种份子钱花得心甘情愿。
“稀客”王保山
王保山是村中较早反对“无事酒”的人， 倔强的脾气使他在村民中有点不太合群。
五一假期刚过， 王保山就收到了三份请帖，帖子上仅写明喜宴的时间和地点，并没有说明具体事由。王保山此前听邻里间传出消息，这类请帖无非就是房子换瓦、子女升迁、长辈做寿之事。对于这类酒席，王保山向来是不参加的，妻子李凤英出于邻里关系的考量劝过他多次都没用。
李凤英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这几年“无事酒”确实多，每个月都会接到几张请帖，多的时候有四五张，现在农村的人情开销大，有时候一两百元都拿不出手。李凤英有时候也理解丈夫的做法，不过毕竟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总觉得别人家有事不去有损情面。
前年冬天，王保山外出打工，家里的人情往来都由妻子李凤英一人操持。在这段时间， 李凤英参加了几场酒席，份子钱和其他村民一样“随大流”，让李凤英没有想到的是，王保山打工回来得知此事把她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埋怨她丝毫不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而自作主张。
因为这事，王保山夫妻俩还吵了一架。王保山对记者说，自家条件一般，年收入也不过3万元，可是一年的人情支出就将近一万元。王保山说，自己出去打工的这几个月都挣不来一万元。
王保山夫妇因随份子吵架的事情在村里人尽皆知，有时候村民操办“无事酒”也就不敢给王保山家递请帖，久而久之，个别乡亲和王家的来往也少了。“这可办可不办的酒席怎样拒绝又不失情面？高额的礼金能否回归到几年前的样子？”这让李凤英有些为难。
在妻子的劝说下，王保山参加了村民王二父亲的寿辰庆典。李凤英说，王二平时为人热情，别人家有事也没少帮忙，乡里乡亲的还是去撑一撑场面。王保山拗不过妻子，揣了200 元钱走了。
王保山说那天的酒席上，十里八乡的人来了很多，大家都说王保山是“稀客”，这言外之意王保山心领神会。他红着脸和大家闲聊几句就往账桌旁走，他发现礼账本子上和以前有些不大一样，竟然还有送50元份子钱的，而随100元礼金的占了大多数，王保山喜出望外， 立即掏出100元记在了账本上。
出了账房，王保山问同来的村民，为啥这礼金额度下来了？村民告诉王保山，现在“无事酒”太频繁，一家举办的次数多了，大家自然把金额降下来。王保山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回来的路上， 有的村民劝王保山也操办一场酒席，王保山说自家没啥事，能操办个啥呢？村民开着玩笑说：“没事找事呗！听说有的地方牛下犊子都要摆酒席的。”王保山深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说自家没牛。
面对沉重的礼金，村民们有些吃不消。
孙占发办酒席
孙占发端坐在自家的沙发上，盘算着上次给孙子办满月的总体开销。如果算上即将举办的乔迁庆典，这应该是他三年内办的第四次酒席了。
儿子孙仁里翻弄着手机上的通讯录，对于尚未接到邀请的嘉宾进行最后一次排查。孙仁里在市里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完毕再等几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了。父子俩决定在搬新房之前摆一次酒席，“现在农村都流行这个。”
近几年，孙占发父子的人情开销直线攀升，前几年村里还有50元的份子钱，这两年关系最一般的也要100至200元。虽然孙仁里成家之后还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但是每次接到的请帖都是两份，分别写着他们父子的名字。孙占发说，在农村结婚之后就算一户了。
面对纷至沓来的请帖，父子俩没办法，也开始操持办酒席。办了三次酒席之后，孙占发算了账，这几年不仅把花出去的份子钱收了回来，而且还有一些盈余。起初，孙占发的妻子并不同意他的做法，到后来也渐渐默许了。不过夫妻二人认为，办酒席不能太频繁，“一年搞一次就差不多，办多了别人会说闲话，自己面子上也过不去。”
村子里深谙此中门道的人，从三五年前就开始频繁办酒席请宾客，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循环往复，于是这种风气蔓延开来。
孙占发说，办酒席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有些村民专门靠办酒席赚大家的份子钱，有时候根本没事也会搞一次酒席。“对于这样的事情村民们也逐渐开始抵制，毕竟这种风气不能让它蔓延开来。”孙占发说，前不久有一户农民收完大家的礼金没几天就搬家了，类似这种就很难把随出去的礼金再收回来了。
孙占发觉得像乔迁之喜这种酒席还可以理解，办完这一次也就没什么大事情了。孙占发说村里人一年的生活开销不高，就是人情钱占了总支出的一大部分。而他的女儿在城市生活，人情开销并没有农村这么高。
孙占发嘱咐儿子，关系平常或疏于往来的人就不用给请帖了，他认为这次酒席的目的就是把随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至于那些没太多人情来往的也不要难为人家。孙占发在一摞儿子写好的请帖中挑出了一部分。
5月中旬，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孙家人将酒席提前举办了。孙占发说，给请帖的亲朋基本都来了，那天大家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甚是热闹。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大家才各自散去。
孙占发和妻子查看当天的礼金账单，统计完相视一笑。孙占发说，当天来的人虽多，但大家的份子钱并未增多，与此前相比这次人均份子钱要少很多，礼金最多的是500元，100元则占了绝大多数。
孙占发没有抱怨或不满，他说如果大家都能把礼金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也为此后的人情支出减轻不少负担。妻子在一旁说，本来就该这样。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难喝“无事酒”沉重“人情债”
在农村熟人圈子里人情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润滑剂，礼金的厚薄、排场的大小、档次的高低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近年来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借孩子满月、升学、搬迁等理由大摆“无事酒”的风气较为浓厚。所谓“无事酒”是指除婚丧嫁娶之外， 没事找事摆场子办酒席。也有个别人打着感情牌趁机收取“份子钱”，并将其当成一种生财之道。
数据显示，2015年，宁夏西吉县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长32.4%，远高于同期10.2%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同农村居民人均礼金支出和一次性馈赠支出分别为472元和87.8元，同比分别增长15.5%和52.9%，二者占非经常性转移支出的比重达88.6%。
《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事酒”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多数人感叹于每年支出大量“份子钱”，可被裹挟其中，无可奈何。
“无事酒”应加以约束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原本农民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礼尚往来。而近几年部分农村地区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使得高额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人情关系本质和初衷。
在新华日报评论员梅剑飞看来， 实际上“无事酒”这种不良风气的养成，与部分人在其中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梅剑飞说，在基层的社会环境中，监督相对较远，再加上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纽带，“无事酒” 一旦开头，自然会有所循环。前有个别人热火朝天办“无事酒”，后有张三李四随之跟风， 最终蔓延开来。被邀请入席的每个人，即便心里不情愿，却要顾忌场面，没有谁能轻易打破这一利益、关系、面子的链条。
梅剑飞认为，“无事酒”盛行不是正常现象，任其蔓延，只会进一步浊化社会风气。让人情往来回归理性，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带头， 最好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加以规范。如果能给村民讨论并综合各方意见，形成适合本村的村规民约，大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将纯朴的乡村民俗文化保持下去并不难。
记者注意到， 山东省淄博市某村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30年。
与上述观点不同， 在民俗专家李焕臣看来，乡规民约这种硬性的规定在人情社会作用有限，每家每户在接到“无事酒”的请帖时， 更多的是碍于情面而如约赴宴，而乡规民约则在无形中给熟人圈子戴了个面具，李焕臣坦言：“前几年随礼花出去好几万，谁都想趁着子女升学、房屋装修、小孩满月等机会把钱收回来。” 李焕臣认为，当这种“无事酒”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约束，会有很大的改观，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习惯。“经常被动随份子钱的人，觉得不摆一次宴席收些礼金自己就亏了。” 李焕臣说。
不过，李焕臣也表示乐观，“经常搞‘无事酒’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摆宴席频率高了，大家也就开始疏远你了。所以，不管有事还是没事，亲戚朋友、街坊邻里都要经常走动，不是因为吃酒席才聚会，而是相聚了才有各种酒席，”李焕臣坦言，过几天外甥在陕西结婚，像这种大事，不管多远也要赶过去。婚礼上还能看到好多年没见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聚会能增进彼此的感情，相比于“无事酒”来说，他更愿意参加这样的宴席。
良好传统应当保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加玉，近几年做农村发展研究走访了不少农村地区，其感叹村庄发展之迅速，也惊讶于农村变迁之剧烈。
徐加玉称，办酒席本是农村中的正常事，农民借此访亲会友热闹一番。但是，如今在许多地方，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酒席档次越来越高，随份子的礼金也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一无形的压力，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人们身上的一道沉重的负担。这一现象已经数次登上新闻媒体的报道，甚至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从徐加玉近几年的调研情况来看，不同地区农村在办酒席上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与过去差别不大，但许多地方逐步开始显露或已经显露出“变味”的迹象。在湖北省西南部某些山区，“过事”（即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除了婚丧、孩子满月外，考大学、建新房、一周岁、十周岁、三十六岁等都要“过事”，过了五十岁之后的每一个整十岁都可以“过寿”办酒席。在江汉平原某些地区，甚至孩子考高中、参军、店铺开业也要办酒席，每个家庭平均隔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每年参加的酒席更有二三十次。过去无足轻重的事情如今成了办酒席的理由，许多酒席蜕变为“无事酒”，甚至蜕化为赚钱的手段。
徐加玉称，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份子钱也是水涨船高，许多农村地区份子钱的“起步价”已经上涨到100元，关系好一点的就要两三百元。在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份子钱甚至涨到了800元、1000元。对于一个普通之家而言，每年动辄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人情费用是一项极大的负担，人们对此抱怨颇深。但也没办法，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办酒席和走人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向公众介绍家庭新成员通过人情来往建立和扩大人际交往圈子，维护村庄社会内部联结等。然而，对于部分地区酒席和人情的“变味”，学界称之为人情的“异化”，即酒席与人情的社会功能弱化，功利性色彩益浓，逐步成为敛财、炫富和“争面子”的手段。然而，拒绝别人的邀请等于“不给别人面子”，让别人“下不来台”，这在乡村地区无疑是非常忌讳的。
“礼尚往来”本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良好传统，本应保持传统的原貌。徐加玉建议，理性看待人情债，适当情况下可以村规民约形式约定酒席事由和礼金数额。此外，还需要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权威机构理性看待，共同将其引导上正常的轨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