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战主义的崛起、中东区域秩序的解体、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右派力量（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朝鲜半岛核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不确定性、金融震荡、大国争端等等变化，都是地缘政治危机的表象。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的挑战就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这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但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历史地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地缘政治的变革。因为当一个国家崛起了，就会形成以这个国家为中心的新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或者新秩序，其形成必然导致原来地缘政治格局秩序的强烈反弹。
尽管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但中国地缘政治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对周边国家及其和周边国家相关的其它国家，尤其是大国。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应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国家个体的单边反应，第二个层面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多边集体反应。在第一个层面，包括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第二个层面，则包括美日联盟、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
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向其它地区扩展，例如印度。这两个层面既互相关联，也可以相对区分开来。如果把两个层面混为一谈，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更难找到应付问题的有效方法。
国际关系首先是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首要的是中美关系。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中美关系，因为这对关系涉及当今国际关系的两根主柱，任何一根主柱垮了，天下就会大乱。两国如果合作，什么事情都好办；但如果发生冲突，整个世界都要遭殃。就双边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两国处于太平洋的两岸，如习近平所言，具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两个大国，而且中国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避免大国冲突即“修昔底德陷阱”是习近平所担忧的两个“陷阱”之一（另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避免冲突的意识很重要，它引领着中国对美政策大方向。中美已经发展出了高度互相依赖的关系。前些年一些美国学者称中美经贸关系为“中美国”。近年来，两国的政治关系不如人们的预期，但经贸关系上的“中美国”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战略上担心中国崛起
影响中国地缘政治的第二对双边关系是中日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再一次向大国地位冲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曾经是亚洲的最强国。但崛起之后发动亚洲战争，为亚洲各国带来灾难。今天的日本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大国地位已经过去，包括国内的变化例如老龄化和经济萎缩，和国际因素如美国的制约和中国的崛起。日本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
不过，日本今天企图通过国家正常化来再次成为大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为大国的企图可以理解，不能让日本邻国接受的是其错误的方法，即通过为其战争历史辩护和合理化。日本的行为经常激发邻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和韩国，而邻国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又促使日本对邻国尤其是中国恐惧。
东南亚各国今天都和中国发展出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这是地缘经济使然。中国的崛起是开放式的，有效地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不过，就双边的战略关系来说，东南亚国家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包括菲律宾、越南等和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另一类是那些和中国不存在主权纠纷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崛起，前一类国家感觉到时间不在他们这一边，因此要在领海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
尽管中国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些国家并不理会，而是对南海进行单边开发，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反弹。再者，东盟（亚细安）作为一个整体，在战略上也担心中国崛起。东盟相信，如果东盟本身或者其它区域外大国不能平衡中国的崛起，中国迟早要成为主导本区域的国家。
面对中国的崛起怎么办？
美国所担忧的是其霸权地位，即恐惧于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来遏制中国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秩序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美国所使用的方法很老套，即传统的联盟方法，包括美日同盟，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盟等。
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实际表现，主要是强化和东亚一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在经济上，美国也想作为，主要是通过TPP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过，经济上美国对中国的约束力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因为中国本身也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反制。
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意图不同于美国的设想。在浅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来强化日美同盟，再用这个同盟来对付中国；从深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营造自己的联盟来向其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冲刺。因此在南海问题，表面上日本是为了配合美国，但日本是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企图。
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和美国、日本结成同盟或者准同盟的过程中，也是各打各的算盘。经济上东南亚国家很难独立于中国。对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它们本身发展的机会。所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在深化和强化。不过，在战略问题上，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具有深厚的“认同政治”。殖民地历史、冷战时期的对立、中国崛起过程中不能把握同东盟小国的关系等等，都是东南亚诸国高度“西方认同”的根源。
所有这些单边和多边的形势综合起来，今天似乎已经造成了亚洲一些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崛起的局面。
这也是中国国内很多人所认知的中国地缘政治局面。对这个局面，很少有人会说是积极正面的；相反，很多人担心和忧虑中国会被围堵，其崛起进程会被中断。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当然对此会有反应。从中国迄今为止的反应来看，中国至少有如下几种选择。
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一，再次努力改善和邻居的关系，使得自己和亚洲其他国家更加整合。无论在东海还是南海问题上，中国都没有主动挑起事端，都是反应性的。中国这些年的反应尽管很难被其邻居所接受，但毕竟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以大局为重，稳定局势。中国一方面不会投降，不会为外在的压力所屈服，但另一方面则可以努力把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从战略向经贸倾斜，并且通过各种经济项目真正使得亚洲邻居受惠。
中国也可以在战略上持开放态度，随时和周边国家进行政治和外交谈判，回到“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中国会继续让东盟扮演领导角色。
第二，中国倾向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强化关系，而和另一些国家僵持下去。中国可以接受一个整合的、对中国友好的亚洲，但不太可能接受一个联合的、围堵中国的亚洲。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和日益崛起的战略能力，即使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并且与中国对峙的国家）的态度，中国却有能力选择和哪些国家友好，和哪些国家不友好。
即使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但还是可以强化和一些国家的经贸和战略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中国所说的伙伴关系。这种选择对亚洲尤其是东盟不利，因为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亚洲的分裂。
第三，中国可以实行“向西看”的政策，借此减轻来自东部美日同盟、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战略。“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显然具有这方面的考量。
近年来，中国针对非洲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力度在加大。如果中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努力受阻，这一趋势会变得更加不可避免。这一选择尽管对中国成为海洋大国不利，但毕竟可以缓解战略压力，避免和美日同盟的正面冲突。不过，这一选择对东南亚国家更不利，因为东南亚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侧重于战略和军事竞争的区域，而不是以经贸为主体的区域。
第四，中国可以选择营造另一类“新型大国关系”，即和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美国。但如果这对关系没有办法建成，而中国又不想和美国公开冲突，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和俄罗斯等大国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俄罗斯尽管国力不如从前，但就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俄罗斯也在寻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重建其地缘政治秩序。
这里，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至为重要。如果俄罗斯和印度、越南等国发展出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网络链条，避免一个意在针对中国的美国印度联盟或者美国越南联盟。而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大国，实际上也有这种需求。印度很难完全靠向美国，而是要在诸大国之间搞平衡，通过平衡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有诸多战略选择。中国的选择极其重要，基本上决定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局面，甚至是战争与和平。
——本文转自联合早报2016年5月31日郑永年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