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与权力彻底切割，儒家才能获得新生
搜狐文化：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有过深刻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最终似乎是导致了一种“破而未立”的状态。因此，现在出现了一股儒家返场的潮流，一批人开始大搞“国学热”，试图重建儒家的伦理道德乃至政治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热潮？
朱大可：鲁迅对儒家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早期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全盘西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是后来这批新文化运动成员，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回调整的，胡适和鲁迅都回过去整理故纸，重返中国传统。鲁迅虽然不喜欢儒家，但他对中国的其它传统并不排斥，《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个证明，鲁迅对古典文学还是很有见地的，他没有切断自己跟中国历史传统的关联。他批判儒家，批判国民性，甚至批判魏晋风度，但他根子还是在历史传统里，无论是他的话语方式，还是他收集善版书的无穷乐趣。
儒家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批判儒家？那是因为，儒家在过去两千年一直是专制制度橡皮棍子外面的那层橡皮。中国社会是法和儒的二元结构，内层是法，这个法不是法制，而是法家和专制，但外面包了一层儒家的皮而已。目前流行的儒家，又称为“第四代儒学”，致力于跟权力合谋，从未摆脱传统儒家的那种基本套路。在我看来，儒家要完成自我改造唯一的途径，就是跟权力做彻底的切割，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学术和伦理，最终才能被现代社会体系所吸纳。这是儒家自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搜狐文化：现在随着农民工现象的加剧，农村空巢化，有一部分复兴儒家的学者就试图用传统的伦理秩序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您认为这种试图去改造是可能的吗？因为确实它在近代已经被摧毁了。
朱大可：儒家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这个农耕文明已经死掉了，又哪里来的乡村儒家生活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过就是一堆零乱的杂毛而已，你可以把它搓成毛线，编织成另外一件东西，但你不能将其还原为那种叫做毛皮的东西了。
中国的农业文明或农耕文明，曾经到达过一个伟大的高度，尤其是在宋代。明清两朝都是它的回光返照。但是它后来被彻底消灭了。土改把把农耕文明的精英——地主全部消灭掉，村社制度和“三堂模式”（祠堂、庙堂和学堂）也全部瓦解，然后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地主精英作为道德引领者，还有什么农业文明可言？我们现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农业文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总是被人拿来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究竟在何处安放？本来是由地主集团来传播这些思想的，他们自身就是儒家弟子，而现在靠谁来传播呢？靠你城里人来传播？农民会信你那一套？农业文明的根基已经消失。所以他们的复兴计划，只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幻觉。
我认为水泥地是长不出任何生命的。古代的土地生命体是可以长出各种植物的，现在农村已经水泥化了，在制度上已经完全板结了。当然，农业文明的文化残片，可以在新的工业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中继续扮演它的角色，但不可能是主导型角色，它只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文化样态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儒家是专制的外层橡皮
搜狐文化：像户籍制度起源于早期的编户齐民，它也是依附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正如您刚刚说的那样，农业文明和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瓦解了，现在中国一些人也在呼吁取消户籍制度，您怎么看？
朱大可：取消户籍制度当然是对的，因为当初户籍制度设计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固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固化这种关系呢？是因为这个田要必须有人交租，政府要拿税赋。通过这个固化关系，它首先解决的是帝国的税收来源。第二个目的，是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让他不至于变成流民，而流民是社会动荡不安和造反的最大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征兵或劳役的其他需要。
但是，现在土地是国家的，七十年的使用期有什么用？农民对这个土地没有所有权，政府随时可以剥夺你，强拆你，你一旦抗争，推土机还可以一举铲死你。这样的恐怖征地模式，最终是无法捆绑农民的。农民不是傻瓜，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他们就全跑城里去了，因为那里收入更高。老家的地通常会转租给外地农民，他们随便在地里投放农药化肥，把水土彻底搞坏，因为反正也不是他家的。他决不会去呵护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农民所面对的深层困境，他的家园正在离他而去，而新的城市又无法真正接纳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进了城之后，仍然是一个异乡人。中国农民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身份悲剧。他永远是流浪在自己家园里的异乡人。
文学的小众化甚至微众化，依然有价值
搜狐文化：现代也出现了很多乡土文学，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似乎渐渐式微了。您虽然已经“和文学离婚”多年，但也还在从事文学批评，在这样一个短阅读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时代，文学其实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了，而且似乎如今人们正陷入一种昏迷的状态，许多激发文学的东西被瓦解了，文学该如何寻找一条出路？
朱大可：传统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写作。他宣布要在书房里埋头写一部构思奇妙的伟大作品，写了三年，然后交给出版社去出版发行。但出版后大家都无语了，因为你所写的小说现实，跟日常现实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嘛。中国是一个奇观国家，每天你都能观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奇观，它们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空间。所以纯文学正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魅力。
就拿四、五月份来说，莆田系和百度事件还没结束，就发生了海南暴力殴打妇女儿童的事件，随后是北京的魏则西事件，接着又是江浙家长抗议强征高考名额事件，还有医生被杀和院长自杀事件，一个事件顶着一个事件，就像涨潮时的层层波浪，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浪潮式奇观”。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事件消费群体”，每天都在纵情消费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而观看它们的刺激度，远远超过了文学阅读，那你说这文学还会有用吗？当年小说之所以能够称为民众的最佳精神伴侣，是因为它置身于非传播时代，那时消息是靠印刷物来传播的，所以小说那时是最牛的。
搜狐文化：您认为现在对印刷品非传播时代已经过去了。
朱大可：是呀，1949年以来，文学最红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那时一本文学杂志会被上几十上百人翻阅，翻到后来杂志的边都卷起来了，上面还有各种头发、血斑和污渍。现在你看看，一本新出的杂志，有一两个人翻看，就很不错了。一般根本没有人看，因为人人都在看手机，手机解决了所有问题。民众所需要的东西，新闻和图片就能满足了。还有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所以纸质文学很容易被代替。这是小说家的悲哀，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辉煌的时代。
文学正在小众化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文学在现代这个时代它的出路在？
朱大可：我觉得文学正在小众化，你只要坦然面对这个事实就行了。以前文学曾经有过大众化时期，但那是不太正常的。文学就像是一种精神药剂，治疗那些在文革中受过伤害的受害者，甚至有过一种专门用来疗伤的文学品种，名字就叫“伤痕文学”。在我的记忆里，它的疗愈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在阅读文学中慢慢修复了记忆里的伤痛。现在文学失去了这个功能，新时代的创伤，需要新的疗法，而那就是娱乐，是商业电影、大众电视、游戏和网络文学。
但纯文学应该继续以小众和微众的方式存在下去。它的意义在于捍卫汉语的价值底线，否则的话，只剩下互联网语言，那汉语就基本完蛋了。互联网语言是一种双刃剑，它制造了大量新词，提升了语言的活力，但它同时也消解了语言的个性、质感和深度，导致汉语的粗鄙化和劣质化。纯粹的文学写作，至少保住了汉语的底线，使它不至于变得太坏。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我会支持那些坚持纯粹写作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更加重要，现在他们有点寂寞，因为读者日益稀少，只有在获奖的时刻才会被关注一下，那是转瞬即逝的荣耀。但是没有关系，哪怕小众化和微众化，你的存在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像金字塔那个顶端，距离大地最远，它只是一个小尖尖而已，但它为汉语标定了高度。没有这种必要的高度，汉语就可能会扁平化，沦为一堆过度口语化、粗鄙化和秽语化的杂碎。
搜狐文化：对，我觉得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某种仰望的东西吧。
朱大可：当然，我也不反对类型小说或是网络小说，恰恰相反，鉴于它是大众所需要的事物，所以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但衡量大众小说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它看起来比较简单：第一是口感，也就是可读性，看它有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是营养，也就是看它价值观是否正确，有没有在里面投放有害的添加物。这是最基本的评判标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用来指导我的学生的写作。
搜狐文化：有传言说，您的工作室也在从事类型小说创作，这是为什么？
朱大可：我工作室的一些90后的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谜托邦”的写作计划，每年大约推出16~20本类型小说，大部分属于幻想小说。这个写作计划的源头，是我的神话研究。这项研究做了二十多年。去年东方出版社出了我的《华夏上古神系》，算是一次学术性小结吧，接下来是工作室把这些学术成果转化为小说。当然，他们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神话题材，还有都市悬疑和历史探案。这是年轻一代的志趣。他们的原型写作实验，目前还有不少缺陷，不完全符合所谓“市场化”的标准，但却展示出一种新的希望。可以确信的是，在三五年之内，类型小说会有一个重大的进化契机。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为大众文化的改良，无论是类型小说还是大众影视，起到一点微薄的推进作用。
（原载：搜狐文化“我说”栏目第45期，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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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