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报复不只是指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假借公权力“查”举报的方式如何，与私人的打击报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日，一则举报湖南张家界某官员生活腐化并与电视台女主播通奸的网帖引发关注，发帖人自称是女方的丈夫，举报对象是张家界处级官员金某某，同时还曝光了相关视频。随后，张家界市委、市政府就此举报召开会议，在市纪委和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后，金某某被纪委立案调查，其个人资料也从官网上消失。然而，三名老干部却向媒体反映，事发后张家界公安局对此事展开了“双查”：一方面查金某某的作风问题，另一方面查举报人拍摄曝光视频是否合法。(5月28日澎湃新闻)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依纪依法惩治腐败以来，“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事实证明，反腐败的成果与民众的举报热情高涨密切相关。许多地方还通过创新载体、整合资源，建成实体举报与官网、微博、微信多途径相结合的举报方式，效果颇佳。不过，网络的口子一开，侵犯名誉隐私、传播虚假信息，甚至诽谤、陷害等问题也成为了被举报者自卫的“武器”。对此，公权力持有一种什么态度，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就非常重要。
有资料显示，我国80%的职务犯罪是通过举报发现的。巡视工作也必须与举报相结合。事实上，多年来，我国法律对于举报一直持支持和奖励的态度。早在199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1996年最高检又通过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经过2009年和2014年两次修订)，其中，有两章专门规定举报人保护和举报奖励制度。今年4月，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该通知强调，严格执行举报人保护、奖励制度，积极预防和严肃处理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在这里，进行保护奖励与防治打击报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打击报复不只是指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假借公权力“查”举报的方式如何，与私人的打击报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明显是完全背离上述规定的。
作为受理和调查部门，其工作重心理当是调查“被举报之事”，而非调查“举报之人”。举报的核心在于真实性，即被举报者的违法违纪行为是否属实。不管举报人动机如何，只要举报问题属实，就是正当的举报。的确，举报人采取的方式可能不一定妥当，手段也可能过激一些，但这种举报违法违纪线索的获取与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应成为比“调查举报之事”更优先的事情。首先，举报线索只是提供一种证明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可能性，在将来追责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调查取证，举报线索不是直接证据。
其次，举报往往就是要将隐蔽的事实公之于众，而举报人取证途径有限，录音录像、短信照片等是举报常用的手段，也是追求举报真实性的有效途径。很多举报者甚至是在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才被迫选择了网络举报等行为。若对举报的方式过于苛求，等同于阻碍举报，限制举报。换个角度来说，即使是举报人侵犯了所谓被举报者的隐私权、名誉权，那也是属于民事侵权的范畴，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而不应由公权力主动介入。所以，与惩治违法违纪官员相比，着力调查“举报人是否违法”是方向性错误，是“本末倒置”的捡芝麻丢西瓜之举。往严重处着想，这种做法还有包庇腐败官员、转移群众注意力之嫌。
人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让群众感受到公权力的行使不偏不倚。记得今年年初，因“偷拍县长收礼视频”而闻名的江西汪冬根案就受到不少质疑，当地对收礼县长的调查结果迟迟不予公布，偷拍者却被快速抓获，且锒铛入狱。在某种意义上，“只许县长收礼，不准农民偷拍”的逻辑令人不安。此案偷拍者最终被定罪固然是罪刑法定的结果，但审理此案彰显了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尤其是“收礼县长”如何处理留下未竟之问，令司法公信力打了折扣。
如今，网络问政方兴未艾，法治政府日益开明。官员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公权范畴，理应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遇到举报，同样要抓“主要矛盾”，将举报的事情查清楚，让确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官员依法接受制裁，如果举报不实，则可及时澄清事实，并对举报人依法依规处理。至于举报者实施了某种不当甚至偏激的手段，恐怕用不着太计较，“君子不计小人之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