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白重恩：我觉得不应该给货币政策过大的负担，其实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很多的改革不是跟货币政策有关，是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我做个比喻的话，你可以把货币政策比喻成润滑油和汽油，有时候起到润滑的作用。有的时候货币政策太紧，润滑不够，汽车跑得不快。如果货币政策过松，猛踩油门也有风险。结构性的改革是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朝着低效率的方向走，加再多的油效果反而更差。所以，我觉得货币政策必须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合，要把方向搞对了，要让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这时候货币政策要保证增长的速度是适当的，不让它成为润滑剂不够或者是缰绳拉得不好，或者跑得过快。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国家的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忽轻忽重、不能褒义贬义，两大政策的实施如果有效都推动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十分关心美联储的动作，有人甚至把它誉为世界央行，说的过高了一点。但至少有一条，人们非常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和决定原因就是体现在“三个性”上，第一个“性”，客观性，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基于对美国经济的客观判断，与此同时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势。第二，可预见性。尽管人们猜不透哪天做决定，但在哪个区间做决定，大概做怎样的决定是可以预测的。第三，说理性，每次政策都有相关的理由，美联储有详尽的记录，表明每个委员会的基本观点。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期许。一是透明度，二是客观性，三是可预见性。
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刚才谈到货币政策如何真正回归中性，会对供给侧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首先要知道货币政策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它的责任就是保持稳定的货币条件，让经济有一个可信的价值尺度。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上来看，刚才已经谈到了，很多国家已经负利率，量化宽松做了很多，但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经济出了问题。中国货币政策紧吗？我们从1949年-2008年全国信贷30万亿，大家知道09年-2015年涨了多少，63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用了七年的时间放了30年的两倍多的贷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尽管物价没有涨的很多，因为农产品[-1.12% 资金 研报]供应比较多了，但是带来资产的价格的上涨，现在房子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非常闹心的事情。所以，货币供应过多了，不是带来物价的上涨，就是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
第二，中国到现在不差钱，过去说有个非法集资，有个几百万，几千万不得了了，现在有个非法集资轻而易举就是几千万、几个亿，社会不差钱，差的是把这些钱有效配置到需要钱的经济当中去，我们差的是金融的管道。因而解决这个问题不在货币政策的总量而是在于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机制调整，一个稳定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总量可控的条件下才能做结构调整。
【供给侧改革】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白重恩：什么时候供给侧改革算是比较成功了？我讲一下我们研究发现的结果。不同的行业它的资本产出率是很不一样的，有些行业资本产出率比较高，有些行业资本产出率比较低。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说，不同行业的资本产出率是差不多的。如果在某些行业能够产生更多的产品，应该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这些行业当中，使得资本产出率在不同的行业是差不多的。但从08年以来，我们发现那些资本产出率低的行业，它的资本产出率变得更低了；而资本产出率高的产业，资本产出率变得更高了。所以，什么是判别标准？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要素在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应该带来同样的回报，这样才能使得效率是比较高的。从08年到现在的结果正好是相反的。
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我觉得时间不是重要的，关键是进展。有的时候是欲速则不达。如果说可以沉下心来完善我们的制度，我们追求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刚才周主席谈到了法治环境，白教授谈到的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些事情一点点去做，“但做好事不问前程”，有可能不经意间就实现了。但如果把目标定得急功近利，一定要几年办到，而不是在基础的制度上下功夫，我觉得是很难的。如果要真的能够在制度上下功夫的话，我们想一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就是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白手起家。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曹远征：我们希望在今年来能把PPI转正。因为PPI已经51个月为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这样再下去企业是受不了的。我们说如果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初步成效指标，我认为是PPI转正，杠杆可维持，第二个目标就是能不能去杠杆。
以下为2016陆家嘴论坛第三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与宏观审慎管理体制”会议实录：
[马红漫] 欢迎大家！很高兴主持今天陆家嘴论坛下午第一场全体大会，今天早上有朋友告诉我，非常感谢陆家嘴论坛，“去年你们开会的时候是在交易时间”，今年照顾投资者，今天盘面没有下跌。不要总以为只要陆家嘴论坛一开会就会下跌。今天下午讨论的话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与宏观审慎管理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去年开始，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方向，对于整个宏观经济走向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下午这场大会如果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对于明天交易的市场说不定是重大的利好。
[马红漫] 按照今天活动的次序，会场有六位嘉宾，每人5分钟阐述一下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各自理解。首先有请王能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能] 非常高兴能参加此次论坛。我们经济学家之间谈到政策推进的时候，学派特别多，新古典也好、奥地利学派也好、凯恩斯主义也好，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时候是大家对于本来的概念就不是很清楚。今天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讨论这个问题，回到经济学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共享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是逻辑上的推理和客观的科学态度。
[王能] 如果从这个出发点来看，首先要谈一下改革作为一揽子的政策。首先目标函数是什么？很明显，肯定是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说的稍微学术一点，就是社会利益、社会总财富或者说社会总效应最大化。如果说得再具体一点，不是简单的、粗犷型的发展，而是可持续的、有中长期的有机发展，要把资源调动起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的政策推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楚，回到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思路比较清楚。但问题只是开始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实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峻，这是经济学的普遍现象。政策要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关键是推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推下去的政策，下面有13亿的人民，有几千万乃至几亿的决策者，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各级政府等等，对于每个决策者目标函数客观来说是不一样的。他们基于利益一系列的考虑，也就是微观决策信息丰富度一定比中央政策设置者更加丰富。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把政策推行下去？
[王能] 一旦充分理性考虑到决策者的利益，他们的优惠就成了我们政策推进的约束条件。这不是坏事，是一个事实。我们一定要尊重微观决策者的理性分析和决策。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摩擦，金融摩擦、经济摩擦，我们设置的时候就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我们面对这么多理性微观决策者时，可能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也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信心。
[王能] 如何设计有效的政策？客观来说，我在哥大上博士生课程的时候，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学者都在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等待着我们。不管宏观政策、产业政策设计的多么合理，一定要考虑到微观的理性决策给我们带来的客观约束条件。所以，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制度建设，包括体制，包括一系列的规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游戏规则，要稳、要定，不能老变，一变决策者微观层面也会跟着变，就会产生很多没有必要的绕弯路，或者不是非常有效率的执行方法。公平当然很重要，效率高也很重要，而且还要透明，不要让大家老是猜，猜测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有成本的——要降低这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各种各样委托代理的成本要降下来。还有就是不确定性，因为市场有预期，微观的决策者有预期，一定要有对策。
[王能] 去杠杆也好、去产能也好，必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同时不要低估市场的能力，市场必定要起决定作用。因为市场能够做到一些通过行政手段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微观决策者的优化，几千号微观决策者去优化，就有几千万个约束条件，要超越很困难，就需要有普遍性。市场对信息的聚合是非常有效率的。同时，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价值。张三觉得这个便宜，李四觉得贵了，自己搞错了，自己来买单。这样我们负担也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资产的重组和配置，包括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起着不可取代的决定性作用。
[王能] 还有一点就是创新。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是不好的，但有时候恰恰要拥抱有些不确定性——就是创新的不确定性，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创新。谁来当创新的主角呢？一定是市场和微观决策者。所以，我总结一下，通过严谨、普适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来推理，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是从基本面出发的思路。背后挑战非常之多，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实施方面的，如何把市场和制度有效积极地调动起来。
[马红漫] 掌声感谢王能教授的分享。在这一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供给侧改革提出来之后首先想到钢铁、煤炭去产能，在很短时间内大宗商品来了一波熊市又来了一波牛市。可能王教授是给这种反应做了一些提前制度设计上的建议。下面有请肖林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肖林] 感谢大会的邀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命题是去年11月开始中央明确提出的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在去年提出以后成为学界和各方面的话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的一些思想——不完全，但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我叫做“新供给经济学”。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新供给经济学》。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应对目前的经济下行，也不是为了叫老百姓不去日本买马桶、不去国外买日用消费品，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为了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这种增长既要持续又要高效，也不是原来的发展方式。
[肖林] 所以，我想目标是这个目标。那么怎么实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生变量、一个是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这四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这是增长动力的转变。从外在因素来说，就是制度、结构和政策新供给。制度性供给就要解决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我们政府的一些错位问题，比如说政府还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审批，比如说外资项目，在自贸区要负面清单和国民清单准入待遇。结构供给就是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当中价格的扭曲造成一系列的结构问题怎么解决。政策供给就是“三去一降一补”，通过政策来解决。
[肖林] 我们所谓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通过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但是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必须是在稳定和适度扩大需求的前提下，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的管理也是必要的，是稳定经济必要的分析方法，也是调控目标。既要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也要稳定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我认为，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而不是完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