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谢谢，提出了新的经济流派的看法。第三位嘉宾是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女士。
[吴晓灵] 谢谢主持人，我们这一段的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与宏观审慎管理体制。我讲一个观点，我们在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当中，大家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怎么产生呢？从宏观上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失调。从微观上来看是市场主体、企业、金融产品的信用杠杆加大和信用链条的延长。应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上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条件还没有。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但是如果要把握的不好，小的矛盾积累会导致大的风险产生。
[吴晓灵] 今天从微观上来看这个问题。微观上主要是企业主体和金融产品的信用杠杆加大和信用链条的延长。2008年金融风暴的导火索CDO，多种债券的组合，而且分层，把优先层卖给风险偏好比较弱的投资人，看起来是一个美好的架构，但是由于我们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次级按揭贷款信用风险和资产质量，在此基础上，组合成的债券当市场宏观上的利率环境改变之后，大量基础产品违约，即使有分层的结构也导致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多层次组合的集合债券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杠杆，并延长了债务链，增加了风险的传染性。一个事情总是两个方面，只要有巨大的正效应，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同样会产生迅速下跌的风险。
[吴晓灵]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提出一个观点，金融产品创新应以满足社会投融资和风险控制的基本需求为主。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缩短信用链，减低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实体经济对金融工具的需求是非常有限，需要票据来延期支付，需要股票来筹集股本，需要债务工具来借债，需要风险的期权，期货管理风险，如此而已。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产品非常复杂，金融专业人士都弄不明白，怎么让投资者、市场大众能够控制风险呢？因而，让金融产品回归为经济实体服务、简约透明，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方向。创新并不在于花样有多少，而在于能不能不断适应市场主体对你的需求。我们在监管上就应该实行穿透式的监管，要看到最终投资人和融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分清楚投资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投资人适当性原则，缩短风险链，减少系统性风险。
[吴晓灵] 拉大信用链的活动有什么呢？银行如果集合投资计划就会拉长信用链。银行如果投资分级基金的话，不但拉长了信用链，同时也加大了杠杆。因为资产管理人和投资人掌控了更大的资金。再有就是基金的基金，这也会不断地一再地形成宝塔式的延长链。控制信用链的原则，我想提两个，一个是严格控制银行直接投资计划，如投资要按全额占用资本金。为什么提这么严格的要求？就是因为银行涉及众多的存款人，而且银行是创造信用货币的。银行正因为有双重功能，因而受到政府和社会过多的保护，保护多的控制就应该更加严格。对于基金的基金，如果涉及到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应该实行穿透性原则，确保是合格的投资人。此外还要鼓励银行持基金管理牌照，缩短信用链。如果银行在这个信用链的基础上持有基金管理的牌照，募集的钱不是银行自己吸收的存款，而是基金投资人的钱，信用链就会缩短很多。谢谢大家！
[马红漫] 谢谢！接下来有请演讲嘉宾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先生。
[周汉民]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次被提出在去年的11月10日，今年的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追问了“五个搞清楚”。第一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状是什么？第二，这一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第三，这一改革要干什么？第四，这一改革由谁来做？第五，这一改革如何做？几个月前就在上海举行了20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如果可以重温那次会议的会标，我想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方向和目标问题。那时会议的主题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实现潜在增长率。我以为，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实现潜在增长率，至少要有三个表现：第一，制度创新。第二，科技进步。第三，要素升级。由此，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供给？是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最核心的又是什么呢？是法治供给。
[周汉民] 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有一篇文章被发了好几遍，文章的内容是可以继续深化讨论的。如古人所言，“奇文供欣赏、疑义相与析”。文章的标题是《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由此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有五个要素，政治环境必须稳定而清廉、经济环境必须活跃而有序、文化环境必须包容而专一、社会环境必须公平而正义、法治环境必须健全而有效。刚才肖林先生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持有效增长，其实“有效增长”首先是有效的法治供给。我今天有三个观点：一是健全的法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力的保障；二是如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实现我们国家经济法制——特别是民商法制的现代化，我认为这两者的齐头并进将有效地促进国家的发展。三是唯有依靠法治的稳定性才能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预见性。谢谢！
[马红漫] 谢谢！非常简练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大会节约了一点时间。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白重恩教授。
[白重恩] 谢谢，今天这个环节谈的问题，金融业要如何在宏观审慎管理体制内，通过创新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我们说创新，更多是提供简明透明的服务。我说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所要求实现的目标，应该更加聚焦。我们可能对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提出了太多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希望资本市场发展，就会产生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就可以拉拢需求，就可以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金融考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希望金融机构做贷款的时候要倾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这可能也不是我们需要考虑太多的问题，甚至我们说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我觉得连这个问题都不应该强加到金融机构来说。从金融的角度，不支持实体经济是其他的原因，而不应该用行政的手段要求金融去支持实体经济。
[白重恩] 那么，金融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要提出要求，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用市场的规则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个是控制风险，包括控制宏观风险，包括控制对金融机构所产生的风险，包括控制市场的主体，帮助市场主体降低他们面临的风险。我觉得这两个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控制风险可能是金融最主要的两个目的，而不是其他的。我们经常在政策制定中是对金融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追求长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认为如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能够实现帮助要素、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又控制风险，就是对长期经济增长最好的支持。而不是要求他们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关于这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到底多有效？是有很多争议性的，很多研究证明不一定有效。即使有效不应该是由金融部门来做，应该通过其他政府部门的产业政策比如说财政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或者发改委的一系列准入政策等等来推动，而不应该行政性地要求金融机构这样去做。
[白重恩] 短期来说要稳增长。稳增长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间接地引导金融机构去做。比如说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了，金融机构按照市场的原则可能会增加信贷的供给。这种不是直接的要求金融机构这么做。我们往往会要求金融机构达到某个信贷增长的目标，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我们应该让金融做金融的事，不应该让金融代替财政来实施财政政策。
[白重恩]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就要求我们给金融机构，给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有更大的自主性。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有的是来自各级政府的压力，让我们的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现在造成的很多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刚才我们对金融提出太多的要求，会造成这样的风险。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当金融机构承担过多责任的时候，它的责任就是不清的，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找谁算帐，是要找政府负责还是金融机构负责？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当我们要求金融机构承担财政责任的时候，我们往往低估了实施推行某些政策的政策成本。比如说现在企业欠很多债，另一方面说政府欠的债不多，其实企业欠的很多债是跟政府政策有关。只看政府直接债务的比例就低估了政府干预的成本。所以，简单的一句话，让金融做金融的事——就是资源配置和控制风险。
[马红漫] 谢谢白教授的精彩观点！接下来听一下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曹远征先生的发言。
[曹远征] 谢谢!今年是金融危机第八年，我们发现这次20国峰会跟2009年伦敦峰会主题类似.全球、可持续、强劲、平衡的增长，而且金融稳定性变成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八年以后，各国政府费了牛劲，推出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欧洲都是负利率，但金融危机阴影依然没有远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货币政策变成负利率了，总需求管理这样一种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总需求管理走到尽头，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张望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评价这八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到，八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了更大的衰退，但没有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如果要提升经济增长在供给侧发力的话，就要提高劳动全要素生产率，要技术进步。什么叫做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关联的创新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想强调的就是伦敦20国峰会得出的结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金融自我的循环，必然会导致很多的问题产生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曹远征] 在今天陆家嘴论坛上重新提这个问题不为过。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开始超过M2的增长速度。2014年到2016年的美国都是高于M2增长的，也就是信贷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要进行金融创新，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要点。谢谢！
[马红漫] 谢谢，六位嘉宾依次阐述了对于今天下午这次全体大会的基本看法。接下来将进入比较有趣的环节，我们探讨一下，作为公众，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不同的理解，特别希望听到六位嘉宾的高见。现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整个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具体措施当中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有很多的困惑出现了。既然我们的指导核心思想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你们提出的具体措施“三去”，听起来“三去”都是做减法，我们关注的话题固然要解决结构性问题，但增长不能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给宏观经济带来都是减法的问题呢？我们陆家嘴论坛的核心主话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挑战，我们如何实现减法和加法之间的平衡呢？最终产生一个良性有效的增长呢？你们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减法还是加法？如何平衡呢？
[王能]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减一个负数本来就是一个加法。比如说让僵尸企业关门。第二，一定要让生产力释放出来，资源重新有效配置，就是另一方面的加法。第三，不仅是加和减还有乘、除。乘法，你有一个放大效应、有一个传导机制，一旦水盘活了，资源到了更有效率的企业里面去，他们可以去雇人、可以去融资，可以增长。一旦增长就可以带动下面的产业，下面的产业可以买它的东西……这是一盘棋的问题，是加减乘除的问题。
[马红漫] 问题还有一个次序。说不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减法，再做乘法，可能没有除法。一旦有次序，总归会产生影响。
[王能] 是一个均衡，一个传导机制。
[马红漫] 加减乘除哪个更突出一点呢？
[王能] 其实这是关于生产效用函数的释放，你要让它释放出来。释放是一个多维的反映，一旦料调对了，就可以转起来。
[肖林] “三去一降一补”，看起来“去”是做减法，说白了就是去GDP，对GDP是减。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比如说一个僵尸企业，或者一个亏损的企业，贷款发工资、贷款流动资金，但生产的产品又是库存，库存的产品也记入GDP，这个GDP有没有用呢？而且生产的产品老百姓也不买。这种GDP增速有，我们要不要？我想大家都会说肯定是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王能教授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怎么把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来实现增长？这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不仅仅是为了GDP的增长，而是资源配置效率高效增长，这个GDP的含金量就高了。不然表面数字很大，但很多是不可分配的。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增长动力的转变。刚才我谈了这个问题，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不能老是靠通过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要实现的增长可能是增长动力的转变。
[马红漫] 这就有一个短痛和长痛的问题。承受短痛的话有没有评判的标准可以观察呢？
[吴晓灵] 需求管理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你先去急诊。需求管理有点像短期的维持经济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点像中医。现在既要稳定经济，也要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
[吴晓灵] 我想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因而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减法和加法。补短板，补的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现在生产了很多东西，但没有真正满足老百姓现实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到国外去消费、旅游、就学、医病，这么多的需求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呢？因而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第二，一个社会只有生生死死才能够循环往复不断前进，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如果不能把多余的东西去掉，那么新生的东西怎么生长。这既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也是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因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优胜劣汰，企业能够生生死死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