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货币政策的环境，在5月份人民日报里面提到了对货币政策的阐述，比如说树长再大也长不到天上去。货币政策要防止大水漫灌。提到“三去一降一补”当中去杠杆，整个金融货币市场，货币承受能力、泡沫制造能力都会被压缩。这种情况下供给侧改革可以获得货币方面的支持吗？
[曹远征] 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本身也是金融改革。所谓“三去一降一补”有一个“去”就是去杠杆，这就是金融方面的问题。换言之，供给侧的改革需要金融政策相配合。但从中国的杠杆来看，中国的杠杆很高，但同时也不是很高。大家经常用一个指标负债率和GDP相比，也对。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和整个资产规模相比，中国杠杆只有50%。中国的杠杆有它很特别的问题。一个是期限错位很严重，很多都是借短贷长。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持长期项目，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风险。第二个，杠杆很不光滑，互相不传递。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是最低的，中国杠杆最高的是企业。这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带来的结果。
[曹远征] 第三，企业杠杆很高，变得比较脆弱。解决这些问题很简单，一方面需要在稳住杠杆的时候去产能，另外就是发展金融市场，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资产配置，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简约的结构而不是复杂的衍生工具。通过这些办法既能达到风险控制目标，又能达到效率提升的目标。效率提升就是在进行供给侧的改革。周主席讲得很对，我们说千计划、万计划，一句话就是调动积极性。中国农村改革就一句话，交给国家、交给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于是粮食就出来了。所以，改革就是激励机制，就是调动机器。
[白重恩] 我觉得不应该给货币政策过大的负担，其实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很多的改革不是跟货币政策有关，是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我做个比喻的话，你可以把货币政策比喻成润滑油和汽油，有时候起到润滑的作用。有的时候货币政策太紧，润滑不够，汽车跑得不快。如果货币政策过松，猛踩油门也有风险。结构性的改革是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朝着低效率的方向走，加再多的油效果反而更差。所以，我觉得货币政策必须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合，要把方向搞对了，要让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这时候货币政策要保证增长的速度是适当的，不让它成为润滑剂不够或者是缰绳拉得不好，或者跑得过快。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马红漫] 周主席，我看你不停的写东西，笔记可以留下来吗？
[周汉民] 我每次都会记，我要把点讲清楚。国家的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忽轻忽重、不能褒义贬义，两大政策的实施如果有效都推动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十分关心美联储的动作，有人甚至把它誉为世界央行，说的过高了一点。但至少有一条，人们非常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和决定原因就是体现在“三个性”上，第一个“性”，客观性，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基于对美国经济的客观判断，与此同时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势。第二，可预见性。尽管人们猜不透哪天做决定，但在哪个区间做决定，大概做怎样的决定是可以预测的。第三，说理性，每次政策都有相关的理由，美联储有详尽的记录，表明每个委员会的基本观点。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期许。一是透明度，二是客观性，三是可预见性。
[周汉民] 我还是回到我今天讲的观点上，我今天着重谈法治，而不能跟着马主持人的思路去走。我以为我们其实还是要在法治上加大力度。国家有21种税种，人大常委会和人大立法的，吴行长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按照人大和常委会立法的有三种，其余还需要按照我们国家去年3月份所修改的《立法法》的原则，税从法定来予以不断地调整、优化，实施税从法定税的基本的法的诉求。很多人在看病议论，美国工业化在走的道路，工业化实现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美国今天在走再工业化的道路。再工业化道路怎么走的，其实两部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制造业创新和复兴法案》，你看用的词汇，新是“促进法”然后是“创新和复兴法”，你读完它的法案，其实看到的就是结构性改革法制化，而且在强调供给侧的改革，比如如何要营造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这不是我们中国实施若干年的《劳动法》应当修改吗？又比如税制改革要让企业有积极性，这不是今天我们一直呼吁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之日就是基于市场主体积极性蓬勃兴起之日吗？
[周汉民]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一共修改了六大部法律，以及其他1100余部法规，我们的法律能说与国际不可比吗？完全可比。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问题。所以，一句话，如果认认真真的把国际经验做比较，反观38年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核心就是把法治基础。上海自贸区将迎来三周年，自贸区如果有最大的亮点不就是2014年8月1日通过并实施的《上海自贸区条例》吗？这部《条例》，是中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开放度最大、开放程度最高的一部法，由此可见没有法治就不会有未来。
[马红漫] 谢谢周主席的介绍。有请吴行长，您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吴晓灵] 刚才谈到货币政策如何真正回归中性，会对供给侧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首先要知道货币政策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它的责任就是保持稳定的货币条件，让经济有一个可信的价值尺度。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上来看，刚才已经谈到了，很多国家已经负利率，量化宽松做了很多，但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经济出了问题。中国货币政策紧吗？我们从1949年-2008年全国信贷30万亿，大家知道09年-2015年涨了多少，63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用了七年的时间放了30年的两倍多的贷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尽管物价没有涨的很多，因为农产品供应比较多了，但是带来资产的价格的上涨，现在房子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非常闹心的事情。所以，货币供应过多了，不是带来物价的上涨，就是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
[吴晓灵] 第二，中国到现在不差钱，过去说有个非法集资，有个几百万，几千万不得了了，现在有个非法集资轻而易举就是几千万、几个亿，社会不差钱，差的是把这些钱有效配置到需要钱的经济当中去，我们差的是金融的管道。因而解决这个问题不在货币政策的总量而是在于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机制调整，一个稳定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总量可控的条件下才能做结构调整。谢谢！
[肖林] 我认为货币政策关键是形成的资金和资本的效率，就是供给侧改革四要素当中资本的效率。我看到一个材料，今年全社会融资的新增加资金大部分都到房地产了，这跟实体经济起不来有关系的。去杠杆，三类要重点关注，一类就是落后的产能，所谓的僵尸企业。第二类就是在金融类循环的金融产品，或者所谓的理财产品，或者互联网金融缺乏监管的内部循环的，要处理。第三类就是没有效益，甚至没有长期没有效益的政府的一些债务。比如说修一条路，长期没有流量，但你还花最大的资金去投资建设。这三类需要重点关注。
[王能] 除了其他嘉宾谈到的点子外，我补充几点。第一点，水已经够多了，只不过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是流动性和资源配置更好的安排。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是谨慎为好。第二，高杠杆、去杠杆，比如说基本知道民营企业杠杆并不是特别高。一系列的个体差异性比较重要，杠杆的力度有一个合适度，并不是一定偏高或者偏低。第三，货币政策其实承担的任务已经比较多了，还有一个外汇的压力问题。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一个工具只能达到一个政策目标，盘活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最后一点，货币政策如果特殊情况下有必要，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像实物期权的感觉。
[马红漫] 今天我们谈的核心话题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显然很难像七、八年前那样，一个有效的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体制障碍，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想怎么有效的突破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讲的是在上海闵行一个小区的故事，叫做《欢乐颂》。家里如果有一个搞经济学的，都特别烦，听到一个朋友说，看完这个片子以后觉得对中国经济更没有希望了，看里面几个主角，要么特有钱，房子车子都买好了，要么特穷，吃一个肯德基就特别高兴，怎么创造需求。我跟他说，这里面点误判，他说需求端，确实很难有效突破。你仔细想想看，片子卖得这么好，那么多人在片子上投广告，这就是“供给侧”啊。需求虽然没有启动，但提供一个好的产品马上有投资跟进，而且还会拍续集，这帮姑娘还会结婚生孩子。所以，很多人在学理论的时候，可能凯恩斯理论学的比较多，忽视了在需求理论之前的“供给会创造需求”，或许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概念适合目前中国需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突破。
[马红漫] 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掌声送给讨论的六位嘉宾！今天下午第一场全体大会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