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
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欧、美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当下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现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中，在外贸、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压。人们习惯用“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定势。目前美国大选透露出的保守右倾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会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尽管今年美国经济走势较好，但仍面临增速低迷、劳动参与率较低等问题，并未真正复苏。
若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的投资。这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势头，而且能够奠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实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国内反对扩大公共支出的声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扩大公共支出就等于是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非常担心，茶党更是反对一切增税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量化宽松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么退出，谁也没有良策。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于2018年任期结束，在这之前，围绕着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将会非常激烈。
从目前情况来看，TPP能够顺利通过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当选，TPP可能从此夭折；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会推动TPP通过。但由于美国大选之后，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汇率波动。总体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出现顿挫，单边贸易政策会更为常见。这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
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何帆，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