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怎么看？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曾表示，官员财产公开，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他多次强调，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要“水到渠成”。
“这基本代表了官方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吴玉良的个人意见，”一位对中央纪委非常熟悉的人士称。
对这个官方表态，范松青毫不客气地说“都是借口”。
“我们有点过分强调客观原因，过分追求完美圆满，好像什么事情必须要等到十拿九稳以后，水到渠成以后才去公开，才去做，要不然就不做。如果是按照这种观点，哪有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固然财产公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统计数字、诚信体系，但是诚信体系我们几十年都没有建立好，甚至越来越差，你总不能等到猴年马月。我们要在公开中来推进诚信体系。”
“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要尽快推进，至于在公开中说统计数据不真实，你可以通过媒体监督，比如说你公开了张三李四，他说他住一套房子，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怎么才一套房子，他自然就要向媒体投诉，自然就要向纪委机关投诉。”
曾在纪委工作十年的范松青，也明白纪委的难处：“不是纪委不想公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只有找出各种理由来推卸搪塞。”
实际上，目前广州的官员有较为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一位在去年升任副处级的公务员称，申报房产时连房产证号码都要填，价值数百元的股票、稿费都要列明。
但范松青认为，内部申报与对外公开，还是有本质不同。“这种申报，只有纪委或组织部掌握，连本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那么多干部，纪委也没有时间去细查。他就是放在那里作资料，某一天要查某个领导贪污案件的时候，就把申报调出来。” 因此，他觉得这只是“表面文章”。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范松青很是感念他的前领导——曾任广州市纪委书记、广州市政协主席的朱振中。
朱振中也因“敢放炮”登上过各大媒体封面。2010年3月，朱振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短短8分钟发言，获得11次全场掌声。他呼吁“讲真话、反对形式主义”，狠批官场上“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歪风”，导致“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范松青说，朱振中那次讲话，稿子最早是他起草的。“会前朱主席找我商量，稿子怎么写，我按照他的思路起草了初稿，后来他自己也作了修改。”
朱振中2001-2005年任广州市纪委书记，范松青就曾给他写稿，很得朱振中赏识。后来朱振中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就把范松青也拉了过去。
不过，即使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政协，反对范松青的声音并不少，明里暗里都有。民主生活会上，有人当面批评他“不讲政治，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你搞你的政协工作，谈什么反腐？也有人讥笑说：“你写书，有没有利用公家的打印机复印机？有没有利用公家的笔墨纸张？”对这种指责，他觉得自己笨嘴拙舌，无言以对。
在政协工作多年，每到午餐时间，别人都是三三两两勾肩搭背去吃饭，范松青总是形单影只，自己去食堂打饭，带回办公室吃。
“他是个好人，只是有点不近人情，”有政协工作人员如此形容他。同事们说他是“无害”的，只是“迂腐”。“比如你之前帮过他不少忙，但某件事他认为你做错了，就一点情面都不留，”他之前的同事说。
“他现在退休了，就更没什么顾虑了，”说起老范，政协工作人员都是捂嘴会心一笑。
自从呼吁财产公开，范松青在每年两会上都被媒体“围攻”。图片来自新快报。
谈起“顾虑”，范松青觉得是很显然的事情：“我是公务员，又是领导干部，特别在目前要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妄议中央的情况下，如果发表一些观点，肯定是为上面所不容的。”
也许他最有“顾虑”的时候是2015年。那时政协打算在退休前给他“提半级”，从副厅（局）提为正厅（局），要公示，那一年他就很“乖”，也打电话请记者们“理解”。
但他也只忍了一年。到退休前，他又交了最后一份提案，向“官员不作为”开炮，声称要做“不在位的政协委员”。
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所以有责任。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毕业不久就下放，结婚不久就只生一个，改革不久就没工作，”这一代人中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底层——下岗工人、农民——他的运气已经算很好。
“很多人对我说，包括我的家人，共产党给你这么多利益好处，你还说共产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他知道，现在流行的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所以我也感到有时候内心很矛盾也很无奈，难道我们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向党建言献策，那就是砸党的锅吗？就不能把它当成正能量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让你们说话，天也塌不下来呀。”
他想不通。
再出书，这次为“改革”鼓与呼
三年后，一个细雨靡靡的上午，当范松青坐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旁的咖啡厅，最让他感怀的往事，不是三年前成为“晒家产”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是1980年，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时他才25岁。刚刚当完兵，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就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学运。
“那时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湖南师院的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整个校园的走廊上全是大字报……这个事，过去都是禁区，不准报道，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在任何媒体公开报道过。”
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站出来参加直选人大代表，一个叫梁恒，一个叫陶森。
“他们在几千人的场合，发表竞选纲领，说话毫无顾忌，官方自然不是很高兴，但那时思想还比较解放。那时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也站出来毛遂自荐，竞选北京某区的人大代表。他也发表了竞选演说，以自己家庭的悲剧来警示大家，说要争取民主。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刘源的演说。”
但在范松青眼里，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这些事情都比不上湖南师范学院的学运。
学生拥护的梁恒、陶森，与官方“指定”的代表，形成尖锐对立。事情激化后，上千学生大晚上跑到院办公室去质问院长。而院方认为学生的行为“没有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不理不睬，拂袖而去。学生情绪更为激愤，竟有两三千学生连夜到省委去请愿。“浩浩荡荡，呼喊着口号，唱着国歌，一路游行示威，”范松青回忆，但省委也是简单做了下工作，说“你们先回去我们慢慢解决”，就把学生打发了。
“后来省里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学院没有错，领导没有错，你们不要乱来，”回忆往事，范松青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角色，“我是我们七八级政治系一班的党支部书记，自然就站在官方的立场，就是对另一方面的同学去做思想工作。当时作为支部书记，我要了解情况，要配合上面，所以我都把这些记录下来。”
范松青告诉凤凰网（凤凰网【严肃新闻】微信公号ID：Serious-News），他要把当年这些事，写到他的新书——《我为改革鼓与呼》中去，列入“政治民主”专章。
“民主首先是人的一种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其次，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要人去争取它。湖南师院1980年争取民主，这是学生的一种大胆实践，尽管最后可以说是失败的，但也对我们今天争取民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为改革鼓与呼》是范松青的第三套书。前两套分别是：《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为反腐鼓与呼》。
“我这些书，从头到尾，从每一个字的编辑、校对，全是自己一肩挑，”他的书，都是自产、自编、自销。他选择找香港出版社，自费出书。
“国内的出版要改革，手续太繁琐，费用太高，一般的作者承受不起，”他说，“我交给国内出版社，半年多没有任何音信。即使有音信，编辑、审查又得半年多，这个时间我耽误不起，”范松青说，国内出版的费用大概要三万元左右，而香港只要两三千，“少了一个零，”他竖起一个手指，微笑在脸上蔓延开来。
他说，香港出版社可以提供国际书号，但所有编辑校对都要自己来，他觉得这样文责自负也很好。
所以这些书也不可能在国内书店公开销售，读者只能直接找他买。
“我的书，基本上都是亏本，如果是有朋友帮忙买一点还好一点，顶多都是送人，”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也有人提出说要“赞助”他的书，“但我作为曾经的政协工作人员，本人又是写反腐败的，深知这里面的深浅轻重，所以我不敢接受人家的好心与赞助。”他说，上一本书《我为反腐鼓与呼》印了2000册，花了他十多万。
“我的书呢，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说，社会上反响不小，广州大学还专门为他的书开了座谈会，各大媒体都有报道，“但很遗憾，纪检系统、纪委本身，搞反腐的这些单位，就不怎么重视，”他讪讪地笑。
《我为反腐鼓与呼》，他特地送了一本给广东省纪委宣传部部长梅河清，一本给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结果如泥牛入海，再没有任何回音。
（凤凰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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