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
原标题：救火书记、反腐优等生王儒林“不正常”卸任带来哪些信号？
近日多省“一把手”密集异地调整，山西成为关注重点之一。这其中的一个话题点是，正省级干部的退休年龄为65岁，出生于1953年4月的王儒林距离退休还有一年多，且其在山西省委书记任上有着显著的反腐成绩，在治晋不足两年时卸任，有所蹊跷。
不过，若将其置身于大背景及其变化之中，并对王儒林的山西任上前后的履历、工作表现进行梳理后，某方面不难发现，其职务变动的不寻常之处，其实有明迹可寻。而反过来，其职务的变动，对于理解当下山西乃至整个国内环境形势，亦有所启示。
救火书记王儒林
2014年8月，山西省先后有8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出现“塌方式腐败”。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空降入晋，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被赋予“救火”重任。
曾有分析认为，王儒林经历乡干部、县干部、地级市市领导、省会城市（长春）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岗位，既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也有多年主政一省的经验，对于政商勾结严重、关系盘根错节的山西官场来说，有助于尽快厘清局面，消弭火情。
此外，在调任山西之前，王儒林被认为低调而稳健。
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期间，在31个省（区市）“一把手”中，王儒林显得很低调。比如在担任长春市委书记、吉林省长和吉林省委书记期间，王儒林从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每年的全国两会的开放日上，王儒林发言少，偶有关于省情的常规表态。吉林当地媒体评价其“很温和，也很稳健”。
“上海观察”曾有分析文章透露，在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那年的夏天，一名已经退休的吉林省委老领导与中组部人员有过交流。这名老领导是往届中共中央委员，曾一手提拔王儒林。中央考虑调动省委书记需要倾听他的意见。
该老领导对王儒林的评价是：“一是政治立场坚定”，“二是有大局观念”，“三是能驾驭好四大班子”，“四是廉洁奉公，主要是对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五是懂经济”，“六是有自身魅力”。
这自然都是加分项。
彼时山西深陷两大困境：腐败严重、经济低迷。综合上述信息来看，王儒林是治晋的合适人选。
已有的事实也证明，王儒林充分扮演了“救火员”的角色，从县委书记入手破解基层腐败、重整煤炭生态斩断官商利益链条、直面腐败重灾区高压反腐等方式，以稳中带狠的方式，“一坨一坨”地整顿山西政商腐败，取得巨大成效。
主政山西期间，王儒林提出“六权治本”--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驶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对净化山西政治生态，统筹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自2014年9月履新至2016年1月，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8668起，处分31164人，包括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移送司法机关34人；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查处的县处级干部1565人，移送司法机关157人。
山西官场基本实现了由乱到稳的转变。
反腐与发展经济调整步调
山西官场形势的转变，对王儒林来说似乎铺开了一条相对平顺的仕途之路，谁知却很快来了个急转弯。
6月30日下午，山西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骆惠宁任职山西省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姜信治出席并宣布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精神，以及山西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插播一个细节，王儒林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时，当时给出的原因也是中组部官员所说的。）这虽然是官场“套话”，但如果分析所谓的“大局”，对比不同阶段的“工作需要”，以及山西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不难发现，王儒林的“不合理”卸任，其实有着一定的合理因素。
其一，反腐局势发生变化。如前所述，王儒林入晋时值山西腐败严重，全国反腐形势也一度严峻，强力反腐不但是山西一隅所需，全国亦然，而山西作为腐败重灾区更需成为全国反腐的突破口。
也就是说，彼时反腐“大局”下，山西整顿吏治刻不容缓，需要调整补位合适的反腐干将，改善局面。
时过境迁，一如王儒林在山西取得的显著反腐成绩，全国反腐形势在众多不容层级官员落马后，也由高压渐次走向相对“低压”态势，虽不时还有“老虎”落马，但密集程度、整体层级及数量，已有不小降幅。某方面来说，山西官场乃至整个国内官场，虽仍不时有官员落马，但已渐趋稳定。
其二，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发展依然紧要，尤其伴随反腐形势趋稳，更多的注意力自然转移到经济发展上。
一个细节是，在2014年王儒林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王儒林发表讲话，提出四点，前三点主要和反腐相关，第四条才提到经济建设。这也可看出，当时反腐的紧迫性稍胜一筹。
其实，经济发展的步调一直被强调要稳当、加速，而革弊立新、激浊扬清的反腐目的之一是改善和创造更好更健康的营商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某一时期，反腐的步调可以迈得比经济发展稍快些，但最终还是经济发展呈现引领之势。
对目前的山西乃至全国来说，都是如此。
虽然一季度全国GDP增速形势“不错”，但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依然巨大，转型升级之路依旧漫长。山西是典型代表，困顿尤显。
在王儒林入晋时，山西经济颓势明显。2014年山西上半年GDP增速为6.1%，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前三季度山西GDP增速也在全国倒数三名之内，最终山西全年GDP增速为4.9%，只比年初既定目标“9%”的一半多一些，在31个省区市排名中垫底。
2015年山西GDP增速为3.1%，颓势更剧。今年一季度为3%。严峻形势不言而喻。
反腐之余，王儒林也明白提升经济的重要性。其力主加大脱贫攻坚、城中村改造等工作力度，并力图改善官员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提振民营经济的活力；提出把旅游业作为非煤产业的首位产业；去年8月，国资委主任张毅亲自带领58家央企集体入晋洽谈合作。这是近年来该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重大招商引资活动。此次洽谈共签约4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约1555亿元，拟引资973亿元。
种种努力之下，山西却一直未能止住经济下坠的势头，“最困难时期”的声调一直在回荡……
不管是外部大环境不好，还是内部问题积弊已深，或者自身分身乏力难以顾及……诸多主客观因素的辩解，依然回避不了王儒林没有撑起提振山西经济这一重任的事实。
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王儒林总结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时，提到反腐成效，但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对少而模糊。
对比之下，会上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在肯定王儒林的反腐成绩之余，着重提到山西当前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办好山西的事情一定要统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表示山西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要推进煤炭供给侧改革等多举措发展。
骆惠宁还表示虽然目前山西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他看好山西的发展潜力巨大。
参会的山西省长李小鹏表示，山西当前的经济发展正是“需要坚持一下”的时候，亦相信在以骆惠宁为班长的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山西会克服困难，平稳有序发展。
透过这些官话套话，不难发现，王儒林自知已基本完成“救火”任务，但没有取得媲美反腐成绩的经济表现，而官场趋稳下，提升经济、转型发展已渐成山西的主基调，这是骆惠宁入晋的重要使命。王、骆、李等人心知肚明。
经济学博士骆惠宁
那么为什么是骆惠宁？
一位山西官员曾评论称，骆惠宁是一位经济学博士，相信一定会为山西低迷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思路，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骆惠宁曾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后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成为经济学博士。1999年12月骆惠宁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为副省级官员。2003年4月，调任青海省委副书记，2010年初，升任青海省长，跻身正省级官员之列，2013年3月，他开始任青海省委书记。
青海2014年、2015年的GDP增速分别为9.2%、8.2%，今年一季度增长8.3%，增速在全国靠前，实现了中高速增长
梳理已有信息可发现，骆惠宁主政青海期间，青海在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已有一定经验和成效，包括在诸如电解铝、铁合金行业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改造升级，以及旅游业发展都探索出一些路径。
这些经验和路径，对山西来说有一定的适用性。
山西作为资源型经济代表省份之一，在去产能去库存、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必然需要突出经济困顿重围，并可能趟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这不仅是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国家高层的期许所在。
骆惠宁的经济学博士背景、工作经验等或正契合了这样的需求，这才有了他的由青入晋，以及王儒林的提前卸任。
延伸来说，行至半年，相对乐观的经济增长势头下，如何在接下来的半年乃至更长时间，让所主政区域有更好的经济表现，是赋予那些新任省委书记的重任。(文：经观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研究员曾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