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台北胡同妹”宫玲女士去世，不胜悲哀。往事历历在目，想起在凤凰网与她在一起工作，经常在一起交流观点、思想。有一次，凤凰网请她讲在台湾做记者的经历。讲完，我与她又谈起各自的新闻工作经历。她问我红卫兵，我讲了自己的观点，讲了红卫兵与教育的关系。她给我讲了一个在北京朝阳公园采访的故事。我后来据此写成一篇文章，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专栏“随记光阴”。事先我问她，能公开发这个故事吗？她说，可以呀！可以呀！
今天我将此文重发，以悼念宫铃，一位有良知的记者，一个善解人意的台湾同胞，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宫铃，我会记住你，记住你的笑声，记住你的笑容。
红袖章，白丝带
——八一八祭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是，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是，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的表现自己。在不经意的将来，总会有人在“今天”看到“过去”。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有青年朋友问我：你们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会参加红卫兵呢？虽然你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也会参加呢？是什么吸引你们呢？
这个提问，如果顺着“歇斯底里”，顺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生，都可能参加红卫兵。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回答了。从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更不用说历史了。
我对那位提问的朋友说，你提的问题，是个很可以深究的题目，但是，你用的词语，表明你还缺少一些讨论这个题目的基本前提，建议先看一些文革前有关教育的材料，也许，当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会用另外一种词语提问，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教育，确实是研究、评论红卫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位朋友给我看《我虽死去》，这是一部电视纪实片，非常好，非常深刻、震撼，遗憾的是不能公开。
看了这个片子，有人会问，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红卫兵），他们（她们）是从哪里出来的？仿佛是突然出现的，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们（她们）是怎样在一夜间从中学生变为红卫兵的？
德国电影《白丝带》去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及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
为什么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这个电影所表现出的教育背景，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是强者，这毋庸置疑。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
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战斗，虐待俘虏也无法叫人承认你就是猛士。
前几天看一本松山战役的书，作者在书中多次比较中日两国的军队，比较士兵、军官的军事素养，比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显然，日本军队要比中国军队高。但是，就是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却干着杀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发指。人们怎么从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显然，我们不能从正常教育中寻找答案。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
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她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张扬，致使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有人会问，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唯独缺少思想。没有思想的统领，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或引起嘲笑，或引起叹息，当然，也能引起赞叹。从一八四零年到现在，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狂热鼓吹；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青山响杜鹃。
我认识一位台湾记者，她讲过一件在大陆的采访经历，这不过是前几年的事：
某年某月某日，我还在台湾媒体工作，在北京某公园采访两岸民间文化活动现场，台上是“布袋戏”，滑稽可爱，台下众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戏罢，我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一位正在吃糖葫芦的小朋友，大概七八岁，不会超过十岁。我问，小朋友，你看这个布袋戏，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听我的“国语”口音，大概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着镜头就把手中的糖葫芦背在身后，摆出了姿势，他说，嗯，希望这样的文化交流更多，两岸……他的妈妈在一旁站着，听自己孩子说，报以赞赏的微笑和肯定的点头。
我当时就晕了，哇！小朋友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好像谁教他的嘛，他应该说，这个布袋戏我好喜欢！我好想要那个木偶耶！它会喷火耶！
这位记者朋友可能没有想到，即使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刚出生时也是粉妆玉琢的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