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的土耳其是伊斯兰革命后的另一个伊朗，还是强人色彩的非典型民主国家？
埃尔多安总统还在实施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从军队到司法再到教育，支撑土耳其世俗体制的三大系统都成为埃尔多安的“眼中钉”，成千上万的人（超过6万）或被解职，或被投入监狱，互联网上也不时曝出对清洗对象的不人道行为。
埃尔多安还实施了三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并决定暂时中止《欧洲人权公约》。西方世界由最初反对军事政变开始不安。
但埃尔多安不为所动，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他的清洗行动是肃清“病毒”，是对民主法治原则的捍卫。埃尔多安也将矛头指向西方世界，他强调：“不幸的是，西方支持恐怖行动，帮助图谋政变的人。”他公开谴责“那些我们以为是朋友的人”。
埃尔多安的愤怒是有理由的。政变前几个小时，是俄罗斯而非美欧告知了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消息。在此之前，俄土之间还为军机事件而差点擦枪走火。关键时刻，“敌人”比“朋友”更可靠。
何况，埃尔多安曾经的盟友，现在最危险的敌人费特胡拉·居伦还流亡在美国。加之美土在库尔德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土耳其“入欧”也被欧盟带有歧视性的高门槛阻挠。新仇旧恨，埃尔多安认为西方支持政变，是可以理解的。
世俗化的土耳其实践西方民主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堪称伊斯兰世界的样板。但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努力，也面临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其中就包括埃尔多安的“政治伊斯兰”和“居伦运动”的“文化（公民）伊斯兰”。讽刺的是，该国军队常常以反民主（军事政变）的方式来捍卫土耳其的世俗政体。
这也导致西方社会对待土耳其相当矛盾，一方面不能给予军事政变公开支持，但是对于土国伊斯兰化又充满恐惧。土耳其对西方社会也不感冒，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长期以来土耳其反美民意高达90%，堪称最反美国家。现在，土耳其朝野达到了反美和反西方的高潮。
然而，埃尔多安不可能复制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将土耳其政教合一。
一是埃尔多安没有霍梅尼的精神领袖气质，甚至不如居伦，他是典型的具有伊斯兰理念的政治强人。从总理到总统，从铁腕对内到强势外交，他更可能成为一位政治独裁者，而不是政教合一的领袖。
二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 ）深入人心，拥有90%伊斯兰民众的土耳其已经习惯了世俗化，并且深度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土耳其人反对军事政变，并非反对军队的世俗主义传统，而是不满军队破坏民主体制。土耳其人支持埃尔多安，不是支持其宗教立场，而是支持他维持国家的稳定。同样，土耳其人的反西方立场，不是反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而是对土耳其的内政干涉。
三是土耳其脱亚入欧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加入欧盟依然是土耳其的目标。加入欧盟必须保证土耳其是世俗化的民主国家。
四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013年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反对埃尔多安政权，现在又强烈支持埃尔多安。同样，如果埃尔多安偏离世俗轨道，土耳其民众也会再次反对埃尔多安。
关键是，反恐也是土耳其的当务之急，伊斯兰化无助于破解土耳其的恐怖主义难题。土耳其还是北约伙伴国，美欧只是不满土耳其的清洗扩大化，并未强烈刺激土耳其。尤其美国，除了否认支持政变外，还表示配合土耳其的调查。
埃尔多安的政治清洗也好，利用民意对西方指责也罢，或者向俄罗斯示好，其实都是他强化权力的政治手段。土耳其的未来不是退守中东和伊斯兰化，而是继续向西拥抱欧盟，以保持土耳其两大文明纽带的作用。
未遂政变让埃尔多安的权力和民望达至高点。权力也是双刃剑，若埃尔多安政治清洗扩大化，或放任宗教对政治和社会民生的渗透，土耳其人也不愿意。
后政变时代的土耳其的民主底色不会改变，只是这个国家多了埃尔多安的强人色彩，也多了一些宗教主义的插曲。但世俗主义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旋。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