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既是总书记向当代理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也是时代赋予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公方彬著），应当是响应号召与契合时代脉动之作。
《大思想》讨论的一系列重大命题，皆属于党、国家和民族前进道路上必须破解的重点、难点问题。该书围绕“新政治观”“核心价值观”与“精神建构”命题展开，揭示了党、国家和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必然和必须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因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和我国社会转型而来的精神大厦重建、价值观重构就是其中的重要任务、时代任务。能否从思想理论上实现突破，直接决定着是否能排除困扰，打破羁绊，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前行。公方彬教授在《大思想》中作出了有益尝试。
新政治观是作者率先提出的时代命题。从思维方式讲，如果作者提出的是现代政治观或时代政治观，就谈不上多大创新，因为时代要发展，现代化要推进，注定产生与之相吻合的政治观。新政治观则不同，它是相对于革命的政治观而言，具有超越性。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与伟大目标和世界方位相吻合的“开创文明”的政治观，这个突破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具有相当的革命性。
核心价值观不是作者的原创命题，但却是作者力参与的命题，并且取得了可观成果的命题。我们知道，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命题，它是古老的，作为企业文化范畴的命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便由西方引进，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属性的命题，作者则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著作中看出，早在2004年作者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刊发“以三大核心价值观支撑中华民族的崛起”，其中包括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当时就引起较大反响。
精神建构也是《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针对信仰信念领域的缺失展开研究，而这方面作者发表了一系列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社会要保证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应对挑战的勇气，必须拥有强烈的信仰信念。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区别很大，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信仰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信仰，这是一种全新的精神大厦。然而，由于这个精神大厦与世界政治生态紧密相关，因此，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精神大厦必定受到冲击，要保证政治信仰重归坚定，必须实现思想理论的突破，也就是作者在新政治观中强调的“重新诠释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政治目标（形态）、精神目标（目标）、社会目标（形态），在此基础上解决内生逻辑和实现路径。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有许多独到见解，且反映于该书中。
中国今天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中国共产党也大力推进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打造服务型政党，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处于历史的交叉口，选择好正确的道路，就能够踏上理想的彼岸，否则便会步履蹒跚。这也正是党中央、习总书记一再强调思想理论创造及其造就自己的思想家和文化的原因，是全社会呼吁破解“钱学森之问”之道的根由所在。
作者在自序中提出：“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个民族就能攀登多高。”《大思想》印证了作者具有很强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未必不是因此而为其著作增色。这实际上也是笔者想对该书说点什么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