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间，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
“王谢” 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谢安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文“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结果“以退稿处之”。于是他求助于忘年交章士钊。章士钊很理解他这个“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将高文手稿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两天后，他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同时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康生不仅沟通上层信息，还指示下属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康生仅在《光明日报》上组织发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高二适对这些“运作”自然是无从知晓。
随着这年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持续半年的兰亭论辩才告一段落。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按立论不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有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后来，郑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适，高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文 革”中流行贴政治标签。但一个千古之谜是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和“唯心”来作结论的，更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
源自：《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