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1月1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韩宠光，34岁，在西安经营五金生意，四年前在这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他救了一名被打得脑浆崩裂的陌生人。
韩宠光：“当时的位置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她用一卷卫生纸捂着他的这个头部，很缓慢地跟挤牙膏一样，挤出来很粗的一个白的，粘稠装的那种带着血丝。”
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9月15日西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场面失控。
一些人以“爱国”的名义，打砸日系车辆和涉日商铺，整个城市一度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
江雪，时任西安一家都市报的评论部主任，“915”后的第二天，她以个人身份采访了多名目击者和受害人，并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西安之痛》。
江雪：“骚乱很剧烈嘛，然后城区，西安的这个城墙的周围，有几个城门都是有士兵把守，只能出不能进，整个街道上空荡荡的，就是那个路灯昏黄，没有一个人，那时候戒严之后就像一座死城一样，在现场你能感觉到一场这样的灾难之后，给城市带来的伤害吧。”
文章中报道的李建利，是“9·15”中最严重的受害者，他被一名游行者用U型锁击穿头骨，所幸抢救及时，奇迹般的保住一命，而时年51岁的李建利，正是韩宠光搭救的那名脑浆崩裂的日系车主，他的遭遇也成为当年的反日游行中，最令公众震惊的事件之一。
四年之后……
江雪：“我还不知道你后来，我想你肯定出院回家了。”
李建利：“没出院。”
江雪：“就一直在这里？”
李建利：“在45床，四年多了。”
江雪：“一直在这个45床啊，我记得当时来就是这个房间。”
四年前被送进医院后，李建利做了两次开颅手术，用钛金属补上了头顶被击碎的颅骨，但由于左脑严重损伤，导致右侧手脚不能正常活动，妻子王菊玲至今仍陪他住在医院做康复训练，这间小小的病房早已成了夫妻俩的家。
王菊玲：“想着这几年不知道咋过来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到哪年哪月。”
李建利和妻子王菊玲，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90年代末国企改制，夫妻俩双双下岗了，所以他们就开起了出租车，妻子白班，丈夫夜班，虽然很辛苦，但是日子也算越过越好。两年之后，平常就很爱琢磨汽车的李建利，他在朋友带领之下做起了二手车的生意，买卖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足以养活一家。
2011年随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夫妻俩也有了一些积蓄，就决定换辆新车。这对开了多年二手奥拓的他们来说也是件大事，夫妻俩跑了好多家4S店。最后千挑万选，最终看上了一辆十万出头的丰田的卡罗拉。这是一辆由中国一汽生产的日系品牌的轿车。买这辆车之前对于从来都不关心国际形势的王菊玲来说，对日本唯一的印象也只有就是偶尔能吃到的寿司。她万万没有想到这辆普普通通的家用车，却险些要了丈夫的性命。
王菊玲：“如果早几年有这种钓鱼岛的事啊，日本跟咱那个，我肯定就不买这个车了，哎呀，后悔死了，谁知道呢，买个车毁了我半生，你说。”
2012年9月15日，忙着给大儿子装修婚房的李建利和妻子，开着刚买了一年多的卡罗拉轿车，去西安北郊买建材，下午三点过，听说市区有反日游行，夫妻俩特意选择绕行了环城西路，想避开人群，然而就在即将到家时，他们还是被堵在了西门外的一条大路上。
王菊玲：“谁知道就走到那就堵上了，就说游行了，过不去了，哎呀，刚一下车，我们没办法掉头，那堵车就堵到没办法，谁知道一下车一看，前面的游行队伍就过来了。”
十几名手持棍棒，砖头的游行者从拥堵的车流中间走了过来，他们一路打砸着身边的日系车辆，并和一些上前劝阻的车主发生了肢体冲突，现场一片混乱。
王菊玲：“就看着那些人砸，我赶快就上去跟他说我说你别砸我们的车，我们都是自己挣钱买的。再说那又不是进口的对不对，都是跟国产的一样，有啥，这个省油嘛。我说那以后我们不买日本车，那个娃就说以后就是，以后别买日本东西，我说好好好。”
就在王菊玲哀求着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游行者时，身后的丈夫李建利为了预防不测，从路边捡了块砖头，就在这时场面再度失控，几个人突然一拥而上，围住了李建利的车，慌了的李建利随手将砖头拍在了一个高个儿砸车者的脑门，对方当即挥起手中的U型锁猛砸李建利的头顶，这血腥的一幕正巧被一名围观者的手机拍了下来。
王菊玲：“那个血冒的啊，鼻子嘴上全出血，我当时先拿手捂着，我都能感觉那个洞，就这么大个坑，那血往出冒，血浆，哎呀，我想起来都吓的呀，我使劲喊。”
王菊玲撕心裂肺的哀号，混杂在持续不断的砸车声中，使得现场更加混乱。
王菊玲：“快来人啦。”
男：“哎，先救人能不能行，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日本人是不是。”
这声喊叫，似乎一下点醒了围观的群众，十几个人冲上来，推开王菊玲身旁的面包车，越来越多的人也围拢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李建利周围。
韩宠光：“拨开人群都是在拍照，或者在那呆呆着看着，当时我喊了一声“脑浆出来了”。这七嘴八舌就有人打110，打120。我就说还是自救吧，大家伙都伸伸手，把他抬到对面，抬到马路对面，正好过来一个空车，我就问他拉不拉。他也没说话，一点头，我说赶紧上交大二院。”
将昏迷的李建利送上出租车后，韩宠光转头又汇入了游行的人群，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向公安局提交了游行申请，准备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反日游行。
韩宠光，河北邯郸人，从小他就是周围人眼里不安分的青年，高中时他和同学参加了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游行。2005年来到西安后，从小跟随家人信奉天主教的他，又和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义工之家，资助贫困儿童。
2012年，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日趋激烈，韩宠光的爱国情绪也在不断高涨。但与很多激进的青年不同，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他，则找来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开始仔细研究这个他从前从未听说过的岛屿。
韩宠光：“他们搞来搞去就是喊了几句口号，他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电视不停地在播，报纸不停地在放，但是正儿八经，用心去把这个东西捋顺的人他有几个？一说钓鱼岛是我们的。”
于是韩宠光计划在“918国耻日”当天，组织一次普及钓鱼岛历史知识的游行。为此他自费两万元，租了卡车，高音喇叭等道具。并逐一找到所在市场的三百多名商户，希望他们当天关门歇业，参加他的游行队伍。
韩宠光：“最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商城一对老年夫妻，有60多岁，人家说我们不掺和这事，（其余）都是很热情的。还有的本身在商铺里面拉我坐下来跟我去聊的，也能感觉到那会儿的国民情怀，已经被这个舆论烘托的是炙炽热沸腾，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和爆发的这么一个渠道和途径了。”
根据法律规定，韩宠光提前一周将他的“9·18”游行申请提交给了公安部门，然而9月15日这天西安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上午10点多，韩宠光被管辖地的派出所叫了过去，考虑当天的情况，警方建议他撤回3天后的游行申请。起初韩宠光据理力争，但当他通过手机看到一些网友实时上传的照片后，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韩宠光：“人潮汹涌的那么一个状况，就是钟楼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望不到头的这个。乌乌央央全是，有举着牌子的，有这个打了横幅的。
就像这个长江黄河决堤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等到后来这个一两点钟的时候，遍地开花之后，已经不可控了，失控了这个状态之后，他们可能也接到了这个全部上街的这个指令。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也不能那个什么了，你也自己上街去看看吧，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到最后也带了点个人情绪，该上学的不好好上学，该做生意的不好好做生意，上学也爱国，做生意也爱国，搞游行也是爱国，非得去搞游行吗？”
下午两点多，带着复杂的心情韩宠光走出了公安局，此时钟楼的人潮已如炸开的烟花，崩落到了西安的大街小巷。
韩宠光刚一出门，就看到一伙人正在打砸日系车，愤怒的车主与砸车者打作一团。
韩宠光：“这个车主跟中间这个一两个小伙子，就死磕，就在那还打。明显就是吃亏的那个样子，脸上也流着血，衣服也扯了。我就把这个高个子的这个车主就拉开了，他还冲着要打。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看那边警察站着都不管，你跟他们打什么打，车坏了能修，人坏了呢？”
蔡洋正在砸车
制止了这场打斗后，韩宠光一路向市区方向走，在快到西门附近时，他偶遇了倒在血泊之中的李建利夫妇，将伤者抬上出租车后，韩宠光转身回到了事发地点。
他拿出手机想要拍下那名击穿李建利头骨的行凶者。
韩宠光：“就光看人，哪个像，哪个像是砸过车现在不砸的，怕漏了。那棍子都可以随手一丢，他就是个围观群众。捡起一块砖，他就是砸车分子，没法甄别，看谁像，就录他一下。”
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就有这个貌似跟头头一样的，他们就在这里开了个会。
尾随着砸车的人流，韩宠光突然发现了四五名身着黑衣的砸车者，聚到了路旁的小树林了，像是在谋划着什么，出于好奇，他也凑了过去。
韩宠光：“就谈到了你拿多少工资，然后他就说到他自己，我，他说我也跟你一样呗。”
记者：“你当时估计这些人是谁雇的？”
韩宠光：“日系不好卖了，尤其是日系车不好卖的时候，谁获益，可能是这样。”
记者：“你觉得这些黑衣服的人，他们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韩宠光：“他就属于一个引导者，诱导者，煽动者。”
“那时候谁都可以起到那个作用，那里面只要谁喊一嗓子，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人云亦云，跟着走了。这个站成一排的，他就站到前面去，‘跟着我喊啊，小日本’。”
在这几名黑衣人的煽动下，越来越多的路人加入到打砸的队伍中。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掀翻了几辆日系车后，一路喊着口号向市中心走去。混乱之中，黑衣人很快就消失在了韩宠光的视野里。同时他也发现这支上百人的打砸队伍里，人员其实并不固定。几乎走不出几百米，便在也见不到熟悉的面孔了。而在这种无序的混乱之中，似乎每一个加入进来的人，都会被立刻点燃成为暴徒。
韩宠光：“年纪很小的十四五岁那样子，一脸稚气，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最大的是这样子。看到他们在砸车的时候，那个表情，动作，眼神，和那股那个劲儿，宣泄那个劲儿。我觉得跟爱国也好，跟民族情怀也好什么不沾边，他们是在宣泄，这都是生活的不如意者，他的不如意也可能就是心里上有点不如意，有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有的工作不如意，有谈对话不如意，有的在学校里边不如意等等。”
路上人群打砸着沿途的每一辆日系车，而一些国产品牌的车辆也未能幸免。一些狂热的人，甚至徒手爬上十几米高的广告架，扯下上面的日本品牌广告。路边的一些涉日商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打砸的对象，在一家大门紧闭的日系汽车店门前，韩宠光目睹了人群极度疯狂的场面。
韩宠光：“两个卷帘门十来米的样子，站上一排小伙子，喊着口号，哐哐剁。撬下来之后，就开始扯了，喊着口号，一二三就往外扯。眥开一点口子的时候，人就要往里面钻，店主上去一阻止，哐哐哐地就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这店主就跪到地上了，嚎啕大哭，苦苦哀求。真是扯着嗓子哭，哭着求着磕头，本身打的是身上脸上就有血，磕头磕得头上都有血。”
此时韩宠光看到一名附近居住的回族老人，挥着棍棒冲了出来，韩宠光借机与他一起制止了暴徒继续行凶，那名店主和店内的几十辆车也因此幸免于难。
然而大多数时候，面对群情激愤的人潮，韩宠光只能伪装成游行者，便喊口号便劝阻两句。骚乱一直持续到当天深夜，在武警的戒严下，人潮才逐渐消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当晚西安下起了小雨，这座古老的城市在雨水的冲刷下，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9·15”后，日系车主李建利被人当街击穿头骨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公众义愤。此后警方根据韩宠光和一些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将时年21岁的蔡洋在其老家抓获。
蔡洋初中没读完就离家务工，事发时正在西安一处工地做瓦工。据他的工友回忆，蔡洋喜欢看抗日剧，最爱玩的网络游戏是《穿越火线》，生活中的他看不出任何激进和暴力的倾向，即便受了委屈，也都是默不作声。蔡洋每年都会在打工的城市献两次血，他还经常把义务献血的纪念品送给工友做礼物。
“9·15”当天，蔡洋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队伍堵在了半路，于是他下车花35元买了面国旗，挥舞着加入了游行队伍。混乱中，他也不记得从谁手里接过了一把U型锁。在西门外，被护车心切的李建利拍了一板砖后，他愤而抡起了手中的凶器，砸向了素不相识的同胞。
资料：在9月15号西安保钓游行当中，重伤日系车主李建利的犯罪嫌疑人在河南落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蔡洋有期徒刑十年。
江雪：“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媒体人，也是一个西安市民，我觉得我能做的就做了这两件事：一个是我做了这样的记录，把这个城市遭受的这种痛苦记录了下来；另一个是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提请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我当时是跟一位朋友一起提交这个申请的，就向西安市公安局，要求他们公布对这次游行事先是谁来申请的，然后你批准的程序是什么，那最后造成这样的情况，你们之前有没有相关的预案，另外有没有对大家的生命财产的这方面受到的这种损失，有没有做相关的统计。这是前车之鉴嘛，希望将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应。”
据江雪的调查统计，“9·15”当天西安仅机动车损失就达两亿元，受损车辆近千台。在文章《西安之痛》中江雪这样写到，于这座城市而言，9月15日那天的恐惧和混乱的场面已经过去，然而那一天带来的伤痛至今还在延续。
江雪：“张辉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她那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打动人心。她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去公园里面采摘秋天的叶子来做书签，这是一件很美好的寻常的，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就遭遇一伙暴徒，以爱国的名义来把他们的车砸掉。”
张慧当时跪在地上，求他们别砸车别砸车，车上有孩子。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膝盖上还有淤青。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小女孩就不愿意上学，最后就休息了一周以后才去上学，然后大的那个孩子，干脆就办了休学的手续。
采访后江雪帮助母子三人找了心理医生，之后也与他们断了联系。心理的伤痛也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弥合，而身体上留下的伤残，则将永远无法复原。
李建利出事前喜欢游泳、健身。不过现在他只能在妻子的搀扶下勉强走上一两百米，而要想身体的机能不在进一步退化，他需要终生进行康复治疗。王菊玲喜欢旅游，但自从出了事，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了。
王菊玲：“成天看朋友圈，我们那些朋友成天出去，这转那转，我现在心里都有点，感觉心里不舒服得很，可难受了。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没意思，不像原来有奔头，现在好像成天就是这样过来过去。”
记者：“被困在那个地方。”
王菊玲：“就是，有压抑，好像没有什么，只有看见娃，看见孙子了，心情能好一点。看见宝宝了，叫奶奶，跟娃玩有个心情，其余我觉得没啥高兴的事，没有啥让我能感觉兴奋的事。”
如今王菊玲每周都要去相关部门询问赔偿的进展。由于李建利已终身致残，已经入狱的蔡洋又无力赔偿，王菊玲只能向政府寻求救济。直到今年8月，她才领到了政府给的52万元救济款。但这笔钱对于今后漫长的康复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陈晓楠：“采访当中我们也问江雪，这个“915”这件事儿，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江雪就说肯定就是她不会再考虑买日系车了，这个选择和是不是“反日”是不是“爱国”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出于深深的恐惧，因为她采访了非常多那天的受害者，她还是会想如果那一天正巧开了一辆日系车，或者是正好她自己出现在一个涉日的商店，是不是她也会成为第二个李建利呢？所以在今年“915”江雪就重新发了她的那篇文章《西安之痛》，而且她在开头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之下，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成为极端情绪的受害者。本质上来说那天遭受伤害的每一位无辜者，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过。
“915”后的第二年，江雪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工作，转做独立记者，四处奔波。
李建利和妻子依然还住在这家医院的45床，偶尔儿子会开着那辆四年前被砸的轿车，接上他们去西安的郊外转转。
34岁的韩宠光如今已经离开西安，将生意转到了其他城市，时至今日，他依然会想起“9·15”那天，在混乱的人群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问他的那个问题。
韩宠光：“他说叔叔叔叔，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他不光问的是我一个人，他问的是这个社会，问的是这个体制的管理者，和那些游行的围观者、参与者，打人的和那些看热闹的，呐喊的，助威的等等的，录像的，问的是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