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这些人，可能是我出生到现在为止，最精彩的记录，如果不是这场研究，我肯定不可能接触到，我们认为社会底层所谓的边缘人。”
坐在我面前的丁瑜已结婚生子，35岁，长发及肩，温婉又不失活泼。
10年前，还是学生的她，在东莞、深圳、广州的红灯区和小姐促膝聊天，在喧闹炸耳的KTV被“大姐大”保护，分辨酒里是否被下药，看陌生人吸毒，在地上抽搐……眩晕、香艳、另一个世界。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老师的《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早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她身之欲。作为女人，丁瑜想去正视“小姐”的欲望，物质的，性的，情感的。
“重新让我选，我未必会做这个题。”捋捋头发，她直看我的眼睛说，眼睛笑弯成一道。
尴尬的闯入
2005年7月末，在友人帮助下，丁瑜找到了第一个受访者。
当时深圳罗湖一条以色情服务闻名的街，霓虹灯妖娆，站街女香艳。
丁瑜和友人三人开车在几个站街女面前停住。小红很快上车。“车上两男一女，她以为是双飞缺一，打开车门便跟上来了”。
忐忑。丁瑜只记住小红穿吊带背心，太紧张，其他没记下。
他们先去一个户外棚下喝饮料。聊着聊着再表明来意。
很幸运，她没有拒绝。
丁瑜怯生生地说，“我可以录音吗?”小红也答应了。
一个小时后，首次访谈结束。
丁瑜给了小红200元--整个研究里唯一一次给钱。“毕竟我开始没说明来意，占用了她的时间，这个钱大概就是当时她的价格。”
小红爸妈离婚，19岁时她因拿了家里150元给朋友过生日怕被责骂，稀里糊涂跟男友一堂姐到了珠海，开始小姐生涯，后辗转到深圳当站街女，又染上毒瘾。
通过小红，滚雪球一样，丁瑜顺畅找到了其他小姐。“哇，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好彩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群体是凄凄惨惨，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除了黑白灰，我想看有没有彩色的部分”。她说，也许25岁的年纪，什么都会看得比较美好一点。
13年前，丁瑜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为研究小姐。
2002年到2003年，丁瑜在英国念硕士，选学妇女与就业的课程，布置作业时，她分到对娼妓女性研究的话题。
对这个群体她一无所知，直到看到一个英国学者的著作《娼妓的权力与自由》，才惊觉原来在某些领域，娼妓也可以是很强势的。她很受震动。
就此，没有特别经历，顺风顺水、衣食无忧的广州女孩丁瑜，闯入了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我的生活跟他们实在差的太远了。”
有人形容她剑走偏锋，逮着这么个香艳的题。
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都没有。
博士开题后很长一段时间，进展举步维艰。导师在每月的集体督导上，给丁瑜下最后通牒。“再找不到小姐就不要做这个题了，要么就换题!”紧张焦躁，丁瑜被“逼”哭了。
十几二十年前，对小姐的研究还未有当下繁盛。大部分人批判她们道德堕落，是好逸恶劳的女性，或把她们作为艾滋病、性病的研究样本，将其定义为性罪错人群，认为需对其进行教育与纠正。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从批判父权主义的角度将其视作牺牲者与受害者，或是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
丁瑜想去看看，她们自己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危险的愉悦”
生硬的“闯入”显得格格不入。
一次，丁瑜跟着受访者去夜总会，穿日常还蛮好看的裙子，素颜，红色平底鞋。“哇，一进去，简直太奇怪了”。
满场是清一色高跟鞋，紧身裙，浓妆艳抹。她混进一个包间，一眼被妈咪认出。不出声。她手里拿个小包，两个男客一看，你不一样啊。“以为是来收小费的，把我赶出去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丁瑜，“那个场合我那样是不合适的。”她学着调整自己，了解一些场所的规矩，不能硬闯。
从2005年底到2008年两年半间，丁瑜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增城、江门等地5家夜总会、4家发廊、4家休闲会馆，2家足浴中心蹲点，定期走访广深站街女集中的街道，跟小姐逛街、吃饭，甚至有大半年时间和其中两位小姐住在一起。她正式访谈了23个小姐。
除此以外，在这样的社区考察中接触了大量从业人员，包括妈咪、保安、帮派人士、鸡头、卖酒的、卖药的等等。年少不懂害怕，这些“危险的愉悦”让丁瑜有莫名的“乐趣”。
在她的受访者中，最大的41岁，最小的18出头。主要来自四川、贵州、湖南、广西等外省，也有少量上海郊县的，广东本地主要来自北部。“一般都来自稍微没那么发达的区域”。
时隔十年，丁瑜对41岁的珍姐依然印象深刻。“第一次碰到年纪大的小姐。”
她已婚，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已经成年了。26岁从老家出来后，15年来一直做小姐，在广州增城、黄埔等地接不同的生意，有时在路边餐馆，在发廊，有时去一些沐足中心，也做过妈咪，自己也开过发廊，还会给新来的小姐培训，在一些场所做表演，在当地“小有名气”。
“她在离开湖南农村乡下时，就有了很清楚的目的--不仅要赚钱，还要看自己在两性关系中能走多远，能享受到多少乐趣。”丁瑜说，丰富的经历让珍姐总是语出惊人。“很爆的话。”
婚姻和情感相当重要。无论和谁聊，聊什么，一定流向男友或老公的婚姻感情。
珍姐一方面跟丈夫保持婚姻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城市享受“花钱买来”的性爱。
丁瑜在文中总结“她从一个顺从勤苦的农村媳妇摇身一变成为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性感‘荡妇’，实现了婚外的‘第二春’。她放佛被灌注了一种能量，更能面对生活中的跌宕起伏，也使原本无味而令人失望的婚姻能继续下去。”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她出来是做小姐，但家里人对此不闻不问，只要有钱拿回去。
“男人以为你坐着那里就有钱捡，其实很辛苦赚回来的。买个电视摩托车建房子，觉得理所当然，不认你功劳也不认苦劳，家里人就要钱，就只有钱钱钱!”
“上次我回去交6000块给他，今天交的还高兴，明天搞菜给你吃，还不是鸡肉，也不是牛肉，他搞那个辣椒汤给你吃，我说真的好笑哦，交6000块还给你搞辣椒汤，也没有对我好一点……”
通过小姐关于两性关系的交流，丁瑜觉得，自己开始理解多一点这些女性。
“虽然看起来挺弱势，但在日常生活中，她们一直在寻找自主的空间”。
大姐大
涉黄的地方一定涉毒，还涉黑，丁瑜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非常有意思的经验，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场景。”
研究把她引向这个复杂的场域。
经人介绍，丁瑜结识了“大姐大”小霞。在不同场合，小霞会保护她。“她是我的人，你们不要动她!”
“嘿，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她明确跟我说，在我的地头你不需要担心什么。哪怕是你东西丢了，无论你在深圳、香港，只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电话找我。”有大姐大保护，丁瑜因此去过很多次她地头的夜总会。
晚上八九点，摘掉眼镜，丁瑜“混迹”其中。
“音乐是震耳欲聋的，我根本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灯光无时不在闪耀着，白色强光和黑色间隙交织着，中间还掺杂着绿色的激光线条;烟雾弥漫，所有人都在摇晃着身体。我的身体似乎在这一切中凝结了，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那种飘荡在半空的‘无我’感、奇怪的虚无感，以及似乎不属于那个空间的外来者感受令我觉得自己远离了平日的世界。”
丁瑜在书里详细记录下她当时当地的内心感受。
“第一次在夜总会包间，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人们喝酒，抽烟，啃鸡爪鸭脖等小食，随地吐痰，扔垃圾，酒瓶堆成小山。
被熏得稀里糊涂，实在受不了了，到走廊，啊，走廊的空气好新鲜啊。肯定已经泡了一个通宵了吧，看表发现，居然才不到1点钟。
“天啊，我还要呆多久，我就彻底晕菜了”。晃久了好像不知身处何处，她说。
人们告诉丁瑜，如果你认不准你的杯子，不要放到桌上，一旦放下去就不要再喝了--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里面掺药。
“磕了药(摇头丸)之后，一些人抱着音箱不停地摇晃，不停抖动，汗如雨下，晃得都要断气，人都要虚脱了……”还有人嗑药磕到不省人事，整个人瘫在沙发上。
完全懵住，丁瑜说起这段，话语里有窒息的感觉。
后来有人教丁瑜辨别，如何从酒的形态去判断酒里有没有下药。她还看到大姐大和妈咪如何在夜总会“勾心斗角、运筹帷幄”的现场。
她形容，这是“非常激烈、跌宕，总之不是稀松平常的经历。”
“出来”
在《她身之欲》书中，丁瑜突出小姐自己的声音。
她用第一人称的身份，还原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在场经历，并大量呈现小姐的独白。
从她们的角度去看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怎么认识的。
这是丁瑜做这个研究的核心初衷--还原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不贴标签。
“比较多元，不像大众以为的，要么不知廉耻，要么很有羞耻感，两个极端都不是。”大部分人不觉得是特别好的东西，也没有因为自己做这个而觉得特别丢脸，看不起自己。
她把小姐的主观感受分为“玩、做生意、出来、工作”四类。
结果显示，在夜总会的小姐有36.4%认为是在做生意，站街、上门的群体中83.3%都认为自己是在“玩”。
丁瑜分析，她们将小姐身份作为暂时谋生工具，但并非一种工作。“这种暂时的状态，是不知道以后能做什么，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23人里有1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工作，把这个东西工作化。“她是个单亲妈妈，她的概念里凡是拿来谋生养活自己小孩的，都是工作，比如买菜做饭”。
13个小姐明确表示，自己现在只是在“玩”，不是在工作。
她们所做的大都与玩乐有关(唱歌跳舞、打牌、玩骰子、聊天喝酒等)。丁瑜总结，“玩”的态度，是小姐无形的一种策略，来淡化做这些事情的道德上的负担，减少小姐污名化。另一些人把自己的工作当成“做生意”。
“出来”也被很多受访者提起。
丁瑜分析，这包括地理空间的移动，从农村到城市，从婚姻关系中逃出，还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海外经验，去过香港、东南亚。“这种‘出来’是从一种状态出到另一种状态，很不固定和很模糊的概念。”
她说，问100个人，可能都会告诉你只做三五年攒够钱就不做了。“但在我接触的，没有一个真正是能够跳出来的”。
微小的抵抗
丁瑜坦言，她接触到的，是最日常最草根最大众的小姐。跟她们的接触更多是对日常的感悟--怎么吃饭，怎么逛街，在家里做些什么事情，怎么待人接物，自己的老公、男友怎样等等。
“环境并不友好，作为女人，流动人口，怎么在这种环境中对抗‘污名’，她们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怎样生存，怎么发展?”。
她们喜欢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很满足于住有保安要交管理费的小区，会跟丁瑜说，我喜欢用什么牌子的草纸，会对这些小东西很在意，这好像跟钱不一定有太大关系，或说，除了钱，好像还有些别的什么。
最让丁瑜意外的，是小红的日记本，和小霞写的剧本。
小红的日记记了一年多，每篇一页，几乎都是她与男友之间的情感纠葛。
小霞的剧本只写了个头，题目叫《月之阴晴圆缺》。
在丁瑜看来，“破罐子破摔”、无惧他人嘲笑、反讽男客、聚居的力量……包括书写“破罐”经历，都是一些日常的策略--个人的微小的抵抗。
研究中，受访者更喜欢把自己称为“小姐”，而不是“性工作者”。为什么她们还是喜欢用小姐这个已经被污名化了的词?
小姐听起来比较洋气，有一些现代都市化的意味。这个词也有一种年轻、美貌、未婚的意象在里面。“总比叫‘鸡’好，比叫‘性工作者’好”。
研究做下来，丁瑜对女性的日常经验、权力、抵抗、争取空间，有了更深的感悟。
“2006年3月，我第三次在夜总会见到小李，凌晨12点多，的士高的音乐越来越大，有的人已醉的一塌糊涂。她看着我，说了一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霎时间，我的心被楸了一下。在这样让人感觉异化的空间，由她说出来，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我深吸了一口气，鼻子却酸酸的。”书里写道，丁瑜至今印象深刻。
“一群女人”的欲望
“接触这些人，可能是我出生到现在为止，最精彩的记录，如果不是这场研究，我肯定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我们认为处在社会底层和所谓边缘的人。”
丁瑜08年花了一整年写论文。重新写这本书也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全部重写，一点事都没能省，以前混乱的，现在有了更真切的体会，线索更分明了些。写出来，也是对自己成长的一种记录吧。”
她思来考去，最后把书稿的落脚点定在--欲望。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啊，付出这么多，得到了什么呢?理解不了，用欲望去解释，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她们如何迈出了这一步，用到小姐身上非常合适。”丁瑜说，欲望有一种颠覆性的力量。
就像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具体的经验，走一步看一步。”从国家层面看，剧变的年代里有着对民族前进、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对发展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投射到不停不休的摩天大楼建设、发展基础设施、工厂生产中;而落到个人身上，是一种渴望分享到现代化果实和改变个人生活质量的欲望。“到底如何才能把日子过好，不知道，每个人对现代化都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做法。”
丁瑜分析小姐的物质欲望、性欲望和情感欲望。已婚妇女为什么还出来?从性欲望上讲，她们想为自己在两性关系中创造更多的个人空间，想尝试在不同的亲密关系中可以走多远。有些人觉得好淫乱，有些人则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情感的欲望，不是那种亲密关系的情感，而是微小抵抗，有一点情怀的意味在里面。”相反物质欲望显得最为薄弱，“其实没见挣着多少钱。”
“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差。”
她在书的后记里写，“我意识到我身上的力量有一部分是源自她们。她们教会了我要灵活面对世事，善用各种资源，该弯腰时弯腰，该挺直时就挺直。她们让我明白了亲密关系是复杂的，不是只讲情就可以……她们让我看到身为女性不仅要有坚韧和隐忍，更要有不囿于束缚、‘越界’探索的勇气，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这些空间不是别人给的，只能自己为自己创造。”
小姐的研究对丁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最早的“乖乖女”到后来尝试爆炸头、男仔头，从甜美装扮到各种薄露透风格，喜欢在不讲究环境、人多嘈杂但味道超好的小食店吃东西……她开始越来越喜欢“低微”到尘埃里的市井，并感到女性的力量是要用心去感受。“小姐们仿佛把我引进了一个秘密花园，在那里，蝴蝶都发着光，上下翻飞，每个女人都踩在云朵上面像个仙子。”
10年后，再问丁瑜，你怎么看待小姐这个群体?
她脱口而出，“她们不是小姐，不是什么鸡，就是一群女性，一群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性。”对她来说，这一群女人，只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有一些经历比常人更为激荡。
出版社编辑对她说，你要对这本书的反响有心理准备。丁瑜坦然，不可能通过一场研究改变很多，甚至可能遭来非议。她希望人们不要随便批评别人的生活选择，不随便说别人是垃圾，“不是说我的一定是对的，只是想要不同的人来看，从日常生活状态下，她们是什么样的人”。
读过这个研究的人问，“为什么读出来是一种玫瑰色的图景”，她的博导说了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女生眼里，什么不是玫瑰色的?”
从这个研究开始，丁瑜对关于女性、性别的话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它更是我的一份心意，送给这些千千万万和我一样，又不一样的女性”。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一书作者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尔大学等著名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