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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6省市23城深陷雾霾，马云：我真希望自己真的是外星人，可以逃回我的星球
中国的治理雾霾之路漫漫，也许我们能从以上这些国家的治理经验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治理的过程中，阻力是必然的，关键看我们的决心有多大。
文｜张弘一
2016年12月15日，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遭遇了今年10月以来第六次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周边6个省市共23个城市受到影响。北京发布并启动今年以来首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随之而来的是中小学停课、单双号限行、企业停限产、机场众多航班因雾霾被延误或取消等影响。
从全国空气质量指数（AQI）PM2.5实时地图来看，12月20日早晨6:00，整个华北平原在重重雾霾的侵袭之下失去了颜色，而今晨的北京能见度仅百米，有人甚至在朋友圈戏谑调侃：俄罗斯大使遇刺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因为恐怖袭击恶分子在这里根本找不到方向。
来源：中国环保部
而同样就在去年此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也同样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也是去年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事实上，从2008年被美国大使监测到雾霾的存在，到2011年被中国政府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再到2015年北京首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再到今年再次启动红色预警，也已经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十年过去，凤凰图片的一组雾霾照片引人反思：似乎雾霾已经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在雾霾中出游、干活、健身......日子还在继续。然而，雾霾在朋友圈被刷屏调侃，是否真的让我们更加乐观坚强？更加幽默？
连续雾霾的危害不断显现，航班延误取消、事故频发，患呼吸道疾病的儿童数量逐渐增加。此情此景，中企哥首先想到了曾经的“雾都”——英国伦敦以及美国洛杉矶、日本……回顾历史，世界上很多城市也曾饱受雾霾的困扰。而在治理雾霾付出的努力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花费20多年的时间，德国花了30多年，英国则花了50多年，美国洛杉矶为了使空气达到洁净的标准，用了超过60年的时间。
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遭雾霾袭击时，邻国日本却长期保持着较低的PM2.5水平。在德国，大部分地区的空气如今已十分洁净，据悉，当年备受困扰的鲁尔工业区所有空气质量测量站中PM2.5年均含量最高只有21微克/立方米（优质空气标准值是在0~35之间）。如今的英国伦敦也成功摆脱了昔日“雾都”的帽子。美国洛杉矶曾经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也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成为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
由“雾霾之国”到“清新之国”，这些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国家的治理经验给我们哪些启示？
“烟都”大阪
先说邻国日本，20世纪初，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以钢铁业和采矿业为甚。工业的发展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阪曾被称为“烟都”，深受空气污染影响。据大阪市立卫生试验所调查，1912年至1913年，大阪每年降落的煤尘量为每平方公里452吨，1924年至1925年上升至493吨。大阪市民即使在炎热夏天都不能开窗，但这仅仅是战前日本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缩影。战后，1952年至1953年，冬季的东京会因取暖排放黑烟而出现“白昼难见太阳”的境况。
20世纪50年代，修路建设一派热火朝天的东京
1961年，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骤增，尤其是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1964年，四日市连续3天浓雾不散，严重的哮喘病患者开始死亡。1967年，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到1970年，四日哮喘病患者达到500多人，其中有10多人在哮喘病的折磨中死去，实际患者超过2000人。1972年全市共确认哮喘病患者达817人。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60年代，日本社会对公害的关注空前增强。日本在1962年颁布《煤烟限制法》、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止法》。遗憾的是，这些环保法案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最初遭遇到多重阻力和抵制。
随着民间“环保”舆论日益高涨，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席卷全国。通过这些公害诉讼，日本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救济、补偿制度。比如《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别措施法》和《公害健康损害补偿等相关法律》等。
70年代，日本确立了一些极重要的法律原则，如“预测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履行的义务，忽视这些义务等同于过失”、“只要污染危害超限的既成事实成立，即使无过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等。80年代，日本开始多渠道整治污染，对环境极为重视。
到了2000年，日本修订的《关于确保都民健康和安全的环境条例》明确规定了出现严重空气污染时应该采取的紧急措施，包括向居民通报有可能发生的严重污染，呼吁减少驾车出行等。
1989年，日产公司工人在安装尾气过滤器
2003年，东京推出一项新立法，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柴油发动机汽车驶入东京。当时的日产汽车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尾气过滤技术。这种汽车燃油经济性能较高，可以降低油耗，因此在当时被称作“生态出租车”。
日本生态出租车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股合力对抗空气污染的气氛，绿色、环保理念已经深入日本民心。
“雾都”伦敦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著名的侦探正是住在“雾都”伦敦的贝克街221B。在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的著名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大多以伦敦大雾为背景，突如其来的浓雾确实是罪犯行凶的最好遮挡布。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伦敦雾霾
但是，在这些浓雾的笼罩下，1952年12月的伦敦，白昼如夜，马路上几乎没有车，很多活动被迫取消，人来人往都戴着口罩，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据说当时雾都的情侣们都带着口罩在户外约会。
20世纪50年代初雾都的情侣们带着口罩在户外约会
从1952年12月5日开始，之后的一星期内，伦敦市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出现哮喘、咳嗽等症状，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伦敦城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
据史料记载，仅在12月5日到8日这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在这一周内，伦敦市因支气管炎死亡704人，冠心病死亡281人，心脏衰竭死亡244人，结核病死亡77人，此外肺炎、肺癌、流行性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也有显著增加。
大雾持续到12月10日才渐渐散去。此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伦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雾霾问题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让“雾都”之名举世皆知，这主要源自19世纪英国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由伦敦工厂所产生废气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所致。
“烟雾之都”洛杉矶
美国的洛杉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烟雾之都”，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雾霾下的洛杉矶
1943年7月，洛杉矶出现了第一场非常明确的烟雾污染，当时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眼泪。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街头
随后，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曾经“暗无天日”的洛杉矶
起初，各界人士茫然、不知所措，一度以为这是受到了日本化学武器的攻击。后来，经过大概10年摸索，加州理工学院斯米特教授率先发现，污染来自机动车与工业尾气的光化学反应产物。
即使是在发现雾霾起因后，洛杉矶仍旧花费了半个多世纪才真正赶走雾霾。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洛杉矶经历了整整27年，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客不积极参与污染治理，其中就有曾任加州州长的里根总统；工业界、汽车制造商等利益相关方不仅不配合，还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干扰相关立法进程；民众也对污染治理的相关税收、对车辆强制年检等制度存在不理解；而城市的发展又带来机动车使用规模的一再扩大，使已经良化的环境再度恶化，陷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
在这个艰难抗霾的过程中，洛杉矶人并不只是选择戴口罩，好莱坞明星、家庭妇女等群体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无人置身事外。其中最幽默和讽刺也是最具力量的是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这种罐头标价35美分，在游客众多的商店里出售。
“雾霾”罐头
人们还印刷出了“雾霾明信片”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印刷的是60年代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模糊不清的天际线。
一张1970年代的“雾霾明信片”
另外，还有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家庭女性。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在各方的努力下，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努力，洛杉矶的空气开始慢慢转好。奇普·雅各布（Chip Jacobs）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他曾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从童年时代开始，他的记忆里就不断出现雾蒙蒙的天空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刺鼻气味。此后的几十年，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在雾霾中挣扎和抗争最终胜利的全过程。2008年，通过数年的资料搜集和采访，他出版了《雾霾之城——洛杉矶雾霾史》一书，在书中他记载了这一段生动的历史。今天雅各布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依然居住在洛杉矶，作为一名环境专家，他还非常关心目前北京的雾霾危机。他说，“现在的北京和几十年前的洛杉矶非常相似。人们应该尽快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5年2月28日，柴静和她的团队带着她长达两个小时的《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席卷了整个朋友圈。整个现场演讲充斥着类似“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只消费、不克制”这样理性的声音。
在企业界，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来自企业家的声音，比如在12月15日的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上，董明珠说，一定要做新能源汽车，愿投入所有积蓄，让中国雾霾减少一半。对于投资做新能源汽车，董明珠不仅押上全部资产，更是全部的信用背书：“今天，我愿意拿我所有的资产投入到银隆里面去，因为我看到它是未来对中国制造强国之梦的一条必经之路。”
董明珠誓以新能源方式对抗雾霾并非先例，在去年12月1日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马云联手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27位全球顶级企业家成立“能源突破联盟”，发起了清洁能源计划，该联盟将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的开发。
12月5日，是巴黎气候大会的“行动日”，马云也是当天在大会唯一发表演讲的中国企业家。
马云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演讲
马云说：在中国，每当有人对我不满意，或者觉得我疯了的时候，就说我是“外星人。”上个星期，北京雾霾特别严重。这几年，我有亲戚和朋友在经受癌症折磨。每当想到这些，我真希望自己真的是外星人，可以逃回我的星球。但是很可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不仅仅是政治家讨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责任。今天，我们都已经没有选择。
诚如马云所言，面对雾霾，除了行动，我们别无选择。今天，除了等风来，我们还要自己行动起来。以上这些国家能够治理成功，并且在国民内部形成理念和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是在长期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慢慢转变而来的。
行动以外，很多人也关心雾霾治理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治理雾霾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我国究竟需要多少年，空气质量才能达标？此前，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亚洲气溶胶学会主席、国际空气与废弃物管理学会中国学会主席曹军骥在接受《解放周末》的采访时说，根据目前的数据判断，个人谨慎估计是，PM2.5等空气质量指标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国标，大范围雾霾消除可能需要5到8年时间。而这个时间概念，也是在全社会高度重视、方法对头的前提下。
而伴随着治理雾霾而言的是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谈论，这样的投入究竟是否值得？《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作者雅各布这样回答：“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为环保付出金钱，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
穹顶之下，人人人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的治理雾霾之路漫漫，也许我们能从以上这些国家的治理经验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治理的过程中，阻力是必然的，关键看我们的决心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