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中国首席奥运记者走了
他用40年讲述一个中国故事
作者：沈楠
送别
全球关注、 2016年11月18日上午，天色阴沉，凯文·高斯帕在八宝山送别了一位多年好友，匆匆赶往首都机场T3航站楼。作为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副主席，他见证了这个航站楼从无到有，也曾经无数次从这里进出中国的“心脏”。但是他可能从未想过，会有这样一趟旅程。
2012年，高殿民在伦敦书展上向读者介绍中国图书。资料图片
高斯帕83岁了，2015年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回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郊外的小镇，规定自己一年出国不超过六次。然而，虽万里迢迢，他也要来与高殿民做最后的告别。
高斯帕管高殿民叫“高”，这是他们1996年在洛桑第一次见面时定下的称呼。那时，高斯帕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作为新华社体育部副主任的高殿民是这个机构的新成员。此后的20年间，“高”成为他“最信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高”比高斯帕年轻21岁，2016年2月刚刚从新华社退休。高斯帕记得他看上去康健硬朗，宽厚的脸庞上毫无枯槁的痕迹。“高”的离世，就像他骤停的心脏一样，毫无征兆，未及告别便斩断了他与这个时空的勾连。
高斯帕带来了他写的悼念信：“我欣赏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低调而自信，他的真诚，尤其是他温暖的笑容。”
对高斯帕来说，封存“高”的笑容，也像是给他们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个时代打上封印。1977年，田径运动员出身的高斯帕进入国际奥委会，高殿民从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中国的国家通讯社。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因缘际会走上同一条轨道，经历了中国借助体育和奥运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
高殿民参加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许海峰59岁了。距离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被载入史册的一枪已经过去32年。近些年，作为主管现代五项的自行车击剑中心副主任，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来告别高殿民，他毫不意外地被记者抓住，镜头里他的脸愈发宽了，眼袋深重。
记忆回到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许海峰在那里射落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而高殿民第一个用文字向祖国、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消息。
中国人夺下首金的消息由中国媒体率先发布，现在看来似乎天经地义、不足为表，但在当时难度和意义并不亚于许海峰夺金。
1979年11月，结束十年动荡、重新面向世界的新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舞台。面对中国体育即将铺开的新章节，新华社在1983年筹划设立体育新闻编辑部。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高殿民，作为当时对外部的英文记者走上了新的轨道。
1984年元旦，新华社体育部成立。那年夏天，以体育部为班底，新华社派出30人的报道团奔赴洛杉矶。他们知道，中国人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历史性一刻就在眼前了。然而，中国脱离奥林匹克大家庭长达25年，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界上最盛大的体育赛事，加上远离祖国、技术落后，报道奥运会和整个国家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7月29日，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天，高殿民和摄影记者官天一赶到距离市中心140公里的普拉多射击场。当时的射击比赛使用纸靶，打完之后要收齐靶纸验靶，确定一些压着环线的弹着点算做几环。
但当许海峰扣出最后一发时，现场已经躁动起来。中国射击队领队张福告诉高殿民，不用等验靶，冠军拿定了。
中国队和华人们开始欢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第一金，也是洛杉矶奥运会首金，那是全世界通讯社的必争之地。高殿民没有时间咀嚼自己的感受，他必须尽快把这则新闻发布出去。
新华社知名体育记者杨明曾这样解释通讯社抢发快讯的重要性：“我们发一个消息，如果比美联社快一秒，全世界的媒体就会用我们的消息，如果晚了一秒，人家就用美联社消息；或者是冠军，或者是最后一名，这事只能争第一。”
高殿民冲到射击场的新闻中心，抓起电话打通了市内主新闻中心的编辑部。很快，新华社用英文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条中国赢得第一块奥运金牌的消息——
China won the first Olympic gold medal。
和许海峰的金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一样，在当时的情境下，完成奥运首金、中国首金的世界首发，不仅是新华社的成就，更是国家荣耀——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她说这个民族不再孱弱。
相隔半个地球的祖国也收到了年轻记者高殿民用中文记录的历史场景，与传唱大街小巷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汇聚成喷涌的民族情怀。他饱含泪水趴在别人背上奋笔而就《零的突破》，这篇特写入选小学课本，被中国少年代代传诵。
“7月29日中午12时26分，雄浑豪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首次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昂扬高奏。在这庄严激越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挂在中国体育健儿胸前的金牌，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多少中国人奔走相告，互道喜讯；多少华侨热泪盈眶，豪情畅涌。许海峰的枪声不但为新中国夺得了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也向世界宣告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育大国！”
这段文字定格的不仅是中国体育乃至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重大时刻，更是一个历经百年磨难的民族站在复兴起点、准备重返世界舞台的姿态。
自那时开始，高殿民的职业生涯，甚至是生命，便以4年为刻度延伸。从洛杉矶到伦敦，八届夏季奥运会，他的角色从记者到领衔者，再到指挥者，从未缺席；退休之后，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委员，又以观察者的视角亲历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走向世界体育大国的历程全部在他的记忆和记录里，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中国奥运“首席记者”的名号。
从雅典到里约，四次获邀传递奥运火炬，固然是一种荣耀，但对高殿民来说，更意味着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的使命。在北京奥运会前的数年时间里，无论哪家媒体、哪个单位、哪所学校请他去讲解奥林匹克运动，他无一例外欣然前往。高斯帕称他为一个“虔诚的奥林匹克人”，为此惺惺相惜。
逝世前一天，高殿民（左三）在韩国平昌参加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会议时与国内同事合影。资料图片
中西桥梁
2016年11月11日，安东尼·埃德加在韩国平昌的医院送走了高殿民。几天之后，他又临时改了行程，赶来北京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算上在新闻委员会会议上的追思会，他已经三送好友了。
安东尼来自澳大利亚，担任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部总监已经10余年。他和高殿民结识于国际排联新闻委员会，有20多年的交情。“高”是他亲密的“哥们儿”，也是敬重的同行。
在一封诗意的悼念信里，他回忆起一件往事——
“那是2006年的春天，我和高在故宫里散步，我们闲聊了很多话题。当时美国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下深陷伊拉克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媒体和政客在公开批评中国以及中国的一些政策。我问高对此有何看法。他若有所思地走了几步，然后平静地回答道：等到美国拥有4000年历史和12亿人口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们说什么吧。”
一个东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必然伴随西方世界的警惕与偏见。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舞台开始，中西方之间的摩擦便和交流如影随形，其中自有语言文化的差异，更有世界观、意识形态的鸿沟。北京两次申办奥运，西方政界和媒体不厌其烦地翻炒一些敏感话题。
高斯帕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和政治绑架嗤之以鼻，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更是一针见血：他们就是不想让中国通过奥运会飞速发展。
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对此感触极深。这位“申奥功勋”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谈话：“在总体对我们不利的舆论环境下，尽可能争取创造某种有利于我们申办的体育舆论。要达此目的，必须在对外宣传范围内，大力做好有影响的体育媒体、有影响的体育记者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宣工作中也有外联工作。”
这便是高殿民的使命。从1992年进入国际排联新闻委员会开始，他就不再仅仅是一名中国记者。在国际排联、国际乒联、国际田联、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他与许多国际主流体育媒体人成为挚友。他手下的“兵”，但凡遇到国际奥委会官员或各国资深体育记者，只要提到“高”，对方往往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地讲起与高殿民的友谊。
国际奥委会媒体专家理查德对“高”的外交才华赞叹不已。他一面是“管道”，西方媒体和国际奥委会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他了解中国的体育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另一面是“海绵”，他向外界展示了一张具有世界通行力的中国面孔——身材魁梧，笑容满面，睿智幽默，常常在笑谈间消弭分歧。
媒体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凭借多年积累的资历、声望、人脉，高殿民常常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和他的部下们一样，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副司长温文管高殿民叫“高sir”——没有人叫他“高主任”。温文对这位老大哥有太多的感谢，她称他为“救火队员”。
早些年的奥运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证件不能通行媒体区域，如果要开新闻发布会或者接受各种访谈，需要提前24小时办证件，但往往比赛结束就已经过了时限。但是，他们有高sir。“第二天，我们快到的时候，他都会在门口接我们，总能把我们顺利领进去。”这是其一。
其二，高殿民就像中国代表团“不在编的新闻官”，常常帮忙“圆场”。“用他独特的话语方式，用西方媒体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方式，表达我们的主张，澄清外国媒体的误解。”
安东尼喜欢和高斯帕一道，经常拿那个标志性的掩嘴动作来“嘲笑”这位中国“哥们儿”。但在告别的那天他认真地说，“高”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帮助世界媒体了解中国，帮助中国媒体了解世界，是促进中西方体育媒体交流和理解的一座桥梁。”
2004年，高殿民在雅典奥运会新华社前方发稿中心。资料图片
中国立场
年近七十的理查德这次去韩国平昌有一项特别的任务——为老朋友高殿民致颁奖辞。“高”将在2016年年底结束他在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任职，这次新闻委员会会议特别邀请他前来，准备表彰他长达20年的服务。
他们准备好了金质奥运五环纪念雕塑，基座上写着：“高殿民，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出色服务20年。”
理查德也写好了四页纸的讲稿，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差，没能念给“高”听。荣休会变成了追思会，理查德一字不改宣读了原文，“就像风趣的‘高’还坐在我的对面”。颁奖辞回顾了高殿民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的工作，生动幽默的文字却使他几度哽咽。
理查德说，“高”在国际体育媒体圈获得那么多的友谊和尊重，不仅在于他与生俱来的交往能力和对奥林匹克的虔诚，更在于他对国家利益的忠诚。
如果不是温文的讲述，很多高殿民身边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在外联之余，他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了怎样直接却又默默无闻的工作。
2013年接受北体大教师薛文婷采访时，高殿民曾提到2001年北京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考察，自己作为媒体运行第二陈述人的事，寥寥几句，轻描淡写。作为亲历者，温文在他身后讲起来龙去脉，几乎落泪。
当时奥申委考虑到高sir较高的国际声誉、出众的英语水平和对体育报道透彻的了解，想邀请他作为媒体运行的陈述人。“对他来说，这是新闻工作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荣耀”，但是他颇具洞察力地指出，国际奥委会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来自电视转播，所以举办国家电视转播机构的态度和实力很关键，他因此力荐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负责人马国力作为陈述人，认为这样更能有效打消委员们的疑虑，更有利于申办成功。
“我们把高殿民的建议汇报给奥申委，当时包括何振梁在内的专家都认为他的考虑是周全和有道理的。”温文说，“高殿民就这样放弃了当第一陈述人的机会，甘愿当候补陈述人。他一直参加相关文件的起草，提出很多有见地的意见，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准备候补陈述人的汇报材料。他还不断鼓励我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不要着急，我给你当备选！’”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梦圆，天安门广场彻夜未眠。4个月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后的七年，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北京奥运会，是重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第一次走到世界舞台中央，她向世界发出怎样的声音，与她向世界呈现怎样的新面貌一起，成为重塑中国形象的轨道。这必然是一场立足体育又超越体育的国际舆论竞争。
回溯到10年之前，高殿民初掌新华社体育部。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体育报道终将参与国际体育新闻竞争。作为国家通讯社，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为体育部设定了英文专业的门槛，要求每名记者必须能用中英双语采访和写作。奥运会之前数年的各种大赛，年轻记者都经历了中英双轨采写的“魔鬼训练”。
高殿民常说——
“我们对英文报道一点都不能忽视，国际奥委会官员、国际知名媒体每天都在看我们的稿子。在他们眼里，我们代表着新华社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的立场。”
经年的积累，在北京奥运会前得到了集中回报。
2006年10月26日，在高斯帕看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天。作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他将国际奥委会确定新华社为北京奥运会东道主通讯社并组建官方摄影队的授权书，交到时任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的手中。
中国国家通讯社第一次获得了与美联、路透、法新世界三大通讯社同等的待遇。国际奥委会在写给新华社社长、总编辑的信中说，新华社的报道将把重要的中国视角带入到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
回忆起“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理查德说，毫无疑问，这届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高”的影响随处可见，这让他对这种成功“毫不意外”。
听闻高殿民猝然离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第一次为一名中国记者写来唁电。信中说——
“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颇受重视的一员，无论是早期担任体育记者，还是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委员，他都将自己的生涯，致力于推动体育的发展。他为此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会被中国和世界铭记。”
不灭灯光
米兰·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说，最好的告别，就是你俩话说到一半，突然有件事把你叫走了，话头还撂在那儿，原打算待会儿继续的，却就此天人永隔。
然而对徐济成来说，这样的告别虽诗意，虽天意，却叫人肝肠寸断。
2016年11月11日晚上，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委员们要为“高”办荣休会。下午3点28分，已经成为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的徐济成接到老领导高sir从房间打来的电话：“我都换好衣服了，门我没关，直接进来就行。好，好，就这么着。一会儿见！”
“一会儿”之后，徐济成推门进去，见高sir仰面躺在梳妆镜前，皮鞋紧系，衣着整齐，领带端正，神态安详……他扑过去打了急救电话，又扑回来做心肺复苏。后来医生说，就在相隔4分钟的两个电话间的某个时刻，就像关电灯一样，他的心脏骤然停止搏动。“你1米8的身躯，就像一件庄严的袈裟，从衣架上滑落在地，铺展摊开。所以你的后脑着地，却没有任何碰伤，衣裤甚至连皱褶都没有，四肢完全松弛，就像神仙一样。”
永别来得猝不及防，卷起一片震惊与哀恸。
许基仁曾与高殿民搭档执掌新华社体育部13年，彼此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高殿民远赴欧洲出任伦敦分社社长之后，许基仁成为他的继任者。11月14日，他强忍悲痛逼迫自己写下一篇祭文，其中有这样一句：“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身边的人辞世时，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思念，如此之深的痛惜。”
那是因为他淡泊名利——从2010年卸任体育部主任开始，他一再陈情，希望辞去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的职务，由体育部同仁接替，以更好地延续新华社在国际体育媒体圈的话语权。
那是因为他宽厚温暖——后辈们说他是宣武门西大街57号大院里最不让人紧张的人，他常常“寓教育于八卦”，笑眯眯地跟他们拉家常，教他们如何写稿子、带孩子……
那是因为他自律简朴——一辆自行车、一袋白馒头的日常几十年未变，一件西服能穿上20年。
那是因为他古道热肠——他为身边所有人的健康、职称、福利、发展，乃至大龄单身青年的终身大事操心，不计付出，不求回报。
那是因为他辽阔的胸怀，和他像孩子一样发自肺腑、又装作蔫坏的笑容……
现任体育部副主任周杰接替高殿民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委员。11月11日下午，他是第二个赶到高sir身边的人，又陪伴他夫人和他的骨灰从平昌回到北京。一个星期过去，他才敢于去触碰一些往事。
那是1988年的一个夜班，高殿民因为第二天一早有事，便借住在周杰的集体宿舍，两人聊了许多。“我记得高说，作为下乡知青，他劳动很卖力，公社和生产大队对他很不错。有一天下午，他正在打麦场打麦子，生产队长给他送去了大连外语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这纸通知书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他一直被人善待，无以为报，因此他唯有努力工作，善待他人作为报答。”
他的老部下王子江身在遥远的伦敦，在一个深夜泪流满面，写下这样一段话——
高sir，又是一个伦敦的深秋，分社前橡树的黄叶又一次随风飘零着。
往年，当叶子逐渐稀疏，你会指着剩余的几片叶子问：“知道为什么别的叶子掉光了？只有那几片还留着？”
往往不等我们回答，你会解释道，因为那几片叶子靠近路灯，靠着灯的一点热量，残叶会在秋风中做最后的舞蹈。
…………
高sir，只盼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安息，我们每个人都如同眼前的黄叶，都会有凋零的一天，你只是没有长在靠近灯光的一侧。
因为你自己，就是那灯光。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22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