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天津赵春华大妈的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二审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这意味着，大妈最终可以回家过年。
千里之外，在丽江旅游遭暴打而毁容的女子@琳哒是我却没有这么幸运，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不断抱怨。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有家不能回，一个人在外地，这是什么滋味？”
似非偶然，舆论热点喜欢扎堆出现。提醒着我们，有许多现象，背后有着深邃而难解的本质。
舆情
天津的大妈，丽江的游客，一个因摆摊打气球被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而判刑，一个与人发生口角被打致毁容。两案看似毫不相关，却因为舆论的沸腾，共同走入了公众视野。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舆论的参与、民意的表达，这两个案件恐怕会无人问津，甚至闻所未闻。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产生着强烈的共存共振。现实中细微之事，通过网络放大和扩散，很可能在现实中影响巨大，赵春华案如此，@琳哒是我也很类似。再微小的声音，再微妙的围观，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形成时代的回响。
这也形成了舆情通常的发生路径：事情发生后，当事人求助无门，然后事情在网上曝光，引发媒体和网友关注，进而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结果是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不难想起，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魏则西事件、山东女孩徐玉玉案等，差不多都是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回应
网络舆情汹涌，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何，诸多舆论热点，很快获得积极回应。
“回应”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概念。因为法律审判的专业性和程序展开的封闭性，司法活动有着部分“自治型”特征。但是，司法活动无法脱离现实社会，更无法回避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这也是“回应型司法”的重要特征。
法治，不止是规则之治，更是理由之治。法治与司法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压制性的决断上，而是通过阐释性的明法析理，促成社会共识。
赵春华案中，二审法院则认为，赵春华明知其用于摆摊经营的枪形物具有一定致伤力和危险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购买获得而擅自持有，具有主观故意。赵春华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6支，依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属情节严重，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赵春华非法持有的枪支均刚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其非法持有枪支的目的是从事经营，主观恶性程度相对较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相对较小，二审庭审期间，其能够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也建议对赵春华适用缓刑，故酌情对赵春华予以从宽处罚。
一个“考虑到”的前后转折，把事实说了清楚，把判决讲了明白，也对公众的不满作了回应。尽管有人认为只是“打折的正义”，却充分体现了公民通过表达，参与公共协商、履行司法监督的本义。
“回应”也是公共治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与学者提出的当代政府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特征属性一致，也和李克强总理三番五次强调的“回应社会关切”相契合。
针对“丽江发生打人事件”，云南省公安厅官微回应：目前， @云南丽江警方已成立工作组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处理，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感谢大家的关注！
事件还在核查，官方的表态也很端正。
伤害
显然，受伤害的不止@琳哒是我一个人。
青岛38元大虾事件发生后，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青岛大虾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岛乃至山东的旅游形象，“抵消掉了山东旅游局几个亿的广告效果”。
此次丽江爆出女游客被打毁容案发生后，不少网友，甚至演员张若昀父子，也爆出在丽江被打被盗的经历。还有媒体翻出了此前国庆黄金周期间，丽江古城黄牛带游客逃票、骑马被欺诈、出租车普遍不打表、酒托揽客欺诈游客等一系列往事。
虽爱遗忘，但网络从不失忆。
天津赵春华案中，伤害的恐怕也不止大妈和他的家人。
民众们很难理解，公园街头摆摊打气球司空见惯，大妈们赖以谋生，百姓们玩耍解闷，其乐融融。怎么在司法机关那里，摆摊用的气枪怎么就是“真枪”呢？真枪，起码能近距离打死一只兔子吧？
他们无从判断，只是感觉，这样的判决很莫名其妙，“荒唐”、“违反常识”，“对法治没有了信心”，“对法律乃至法院判决的公平与正义产生怀疑”。
虽然这些表达大多停留于感性，但对司法权威的伤害却货真价实。幸好，二审法院的改判，让一审判决“可能想得没那么多”的“是否符合情理”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解决
个案看似微不足道，却如同一个个节点，勾连着法治的脉络，展现着时代的变迁。同时，又承前启后，把需要摒弃的和需要吸纳的都包含在内，推进着社会的新陈代谢。
早在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反观赵春华案，二审判决努力在“法理”与“情理”间寻找平衡点，部分缓解着司法判决和社情民意之间的紧张焦虑。今天下午更是传来好消息，和赵春华一起被抓的13人，原来取保候审只有8人，今天二审判决后，被羁押的其余4人也申请到了取保候审，回家团聚。
不过，从现象到本质，我们可以思考的或许该有更多？
“法之极，恶之极”，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引用的古老法谚，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仍然振聋发聩。只是表述换成了，“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法学界认为，刑法底线是法律适用的高压线，也是一种特别的对公民的保护线。在这个意义上，修改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就是一个超越个案层面的迫切问题，是经由个案正义产生制度价值。
毕竟，个案正义代替不了制度正义，要使其具有普遍正义，就必须构建制度正义。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科学决策的过程，并不像“小葱拌豆腐”那么简单。
比如，@琳哒是我被打事件，本质上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一旦发生在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问题就相对复杂，涉及人身安全、治安管理、城市形象、旅游口碑、政府作为等诸多问题。
然而，再复杂的问题也得解决。其实早在2015年10月9日，国家旅游局就给予丽江古城严重警告，称古城景区存在欺客宰客情况严重、出租车普遍不打表、商户存在欺客行为、餐饮场所等价格虚高等问题。
时任丽江市长张泽军也坦诚，出现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麻木了，导致了不作为、监管不到位，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时间
过完年，包括赵春华大妈和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老一岁了。
尽管有学者说，“或许，中国法治最需要的是时间。”希望我们对法治的进步多一点宽容，讲一点耐心。
但是，在这个对时间无比珍惜的时代，我们还是希望法治的进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如同回家过年的脚步那样。
文/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