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当事人回归社会“帮扶义务”，还应当摆脱个案的“特事特办”色彩，形成一种制度上的全面“助力”。
蒙冤入狱的日子固然煎熬，回归社会的道路亦不平坦。
被关14年冤狱后的钱仁凤，谈了恋爱，只想踏实生活。然而，“除了亲人，她几乎没有朋友”的现状，还有“每个人都有目标和方向，只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叹，也映射出离开监狱大门、重新融入社会的艰难。
这种窘况，其实并非个案孤例。曾是“冤案平反”标志性符号的赵作海，入狱11年后无罪释放，虽然拿到了65万元的国家赔偿金，但经历了亲人偷取、投资失败等，短短5年便所剩无几，又没有生活来源。幸得商丘市中院安排了一份抄水表工作，月收入1800元，并提供免费住房，两口子方得糊口谋生。
客观而言，一些人出狱后的生活困境，也与个人的认识、判断、性格等局限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出在“冤狱”上。对当事人而言，这一段蒙冤入狱的不幸遭遇，给他们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多年被隔绝于社会，他们被新时代远远甩开，从扭曲的过去到迷茫的现在，再到暗淡的未来，纽带早已撕裂，又何谈轻易弥合。
对蒙冤入狱者，需要依法给付国家赔偿金，但赔偿本身并不代表国家“义务”的终结。毕竟，赔偿金只是对当事人因政法机关的过错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价值体现，并没有对当事人回归社会的“成本”估价。所以，在依法进行国家赔偿之后，有关部门还须继续跟进做好工作，而不应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做法，有关“后续”工作，既应包括对当事人的定期体检，也包括专业人员的心理疏导，既应包括就业技能的强化培训，也包括工作岗位的推荐提供。与此同时，也应加强政策引导，欢迎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共同迎接这个特殊群体的“回归”。
从长远看，这种对当事人回归社会“帮扶义务”，还应当摆脱个案的“特事特办”色彩，形成一种制度上的全面“助力”。通过《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修改，明确赔偿义务机关的救济职责、帮助方式等，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法治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