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分数取才的评价体系背后，优质教育资源整体有限，分配不均，加剧了家长的某种“被剥夺感”，这导致他们内心更加不敢懈怠。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从2003年开始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提出的议案数量近300件，其中有约70%的议案被采纳。周洪宇今年全国两会依旧关注教育，针对近年来教育部门推进减负，但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出现“疯狂补习”、“越减越累”的怪象，他指出，校外培训市场不可能消除，而对于盲目“跟风”，则需要避免。现在要做的，不是消除课外辅导班，而是规范。(昨日《南方都市报》)
说起“疯狂补习班”，这个问题早就不新鲜了，也不是每逢两会才有人想起。补习班类型越来越多，孩子的担子越来越重，实际上各方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只不过由此而来的压力和动力往往成正比，即批评的人越多，家长越争分夺秒地要把孩子往各种补习班送，唯恐落在了趋势的后头。这感觉有点像买房子，这么多年来，公众普遍认为房价持续在挑战接受能力，但一个共识是，接受得越晚可能就越买不起，因而还是越早“上车”越好。当然，说到买房，学位房更是这种争先恐后情绪的体现，但凡够得着，都绝不委屈自家孩子。
众所周知，补习班的大量出现以及越发疯狂，与很多因素有关。一方面，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也不能否认从主管部门到学校，都采取了大量配套措施用于实践，但以分数取才的标准，从本质上讲没有得到改观。而在这一评价体系背后，优质教育资源整体有限，分配不均，加剧了家长的某种“被剥夺感”，这导致他们内心更加不敢懈怠。另一方面，各方对于未来可以预期的压力，如教师的职业上升压力，与公务员比，没有相应的补贴改善收入状况，家长和孩子的就业压力，学校的教育评估压力等，都逼迫自己停不下来。
这也是之前有媒体批评一家知名培训机构存在大量问题，例如它吃透了应试规则，靠低龄化、高强度的教学，教给孩子的只是套路，最终却没有得到公众广泛认可的原因。绝大部分家长都明白创新思维的价值，也知道学习如果不讲原理，只追求解题技巧，并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育，但实际情况是，不加入这种突击的风潮并争取脱颖而出，很有可能就得不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我很认同周洪宇说的，要做的不是消除课外辅导班，而是规范。毕竟人的学习能力也存在差异，要允许一部分孩子得到额外学习的机会。
说到规范，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个别教师为了谋利，“克扣”课堂上应该讲授的知识，放在课外补习班上教，从而能另行收费，甚至暗示学生和家长，要主动在课后找老师学习更多的东西。显然，这样做已不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有违师德，且对更广泛的学生来说，造成了一种不公。尴尬的是，虽然教学大纲对课堂上应该教什么有一定规范，但这种规范整体上是粗线条的，难以对教师构成约束，最后的结果，就只能靠自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