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靠行政力量压产能，价格起来又单纯靠行政力量压价格，会导致“政府忙得要死，市场乱得要死”。
物价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物价上涨意味着经济繁荣，物价过快上涨则提示经济过热。反之，如果物价持续下跌，则意味着通货紧缩，经济萧条。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放缓，与此同时，2012年3月以来我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持续收缩，2015年四季度达到同比收缩5.9%的最低值。
然而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民间投资的逐步恢复，出口状况逐步改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持续升温，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近几个月以来经济的基本面明显改善。相应地，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在54个月收缩之后首度转正，并在此之后持续上扬，2017年1月蹿升至同比上涨6.9%，2月进一步上涨至7.8%，为自2011年以来最高涨幅，通缩忧虑迅速让位于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的担忧。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是推高PPI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价格为例，2015年12月同比下降27%，2016年11月同比上涨80%。2016年年末国际油价也强劲反弹，其他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类似的快速上涨。
十三五规划明确将供给侧改革作为经济政策重点，其中降低能源密集型重工业产能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国务院工作重心在煤炭和钢铁制造行业去产能，以改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问题仍未解决。2016年煤炭行业去产能2.5亿吨，仅占截至2015年年底约57亿吨总产能的4.4%。2016年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71.3%上升到74.7%，可见，产能利用率依然偏低，去产能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笔者认为，临时性去产量措施，而不是永久性去产能，导致了近期PPI上扬。尽管中央政府有明确的去产能政策要求，但地方政府和企业由于担忧造成失业和银行坏账而不愿严格执行，代之以临时性的减产措施， 2015年主要原材料产量大幅下降，2016年尽管价格回升，产量并没有恢复。例如，煤炭企业将2016年的工作日限制在276天之内，还有很多地方性煤矿和钢铁厂在2016年年初因技术改造停产，在下半年因PPI上扬重新开始生产。这些临时性减产措施使得2016年主要大宗商品产量处于低水平，并助推PPI飙升。如果没有生产控制措施，产量可能会更大幅度增加，价格可能会在2016年年末大幅上涨之后快速下降。
由于目前生产者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临时性去产量、压供给，僵尸企业并未退出，只是暂时减产，而一旦时机合适，又将恢复生产，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会袭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简单地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产业结构调整，把供给侧改革当做“压供给”，把去产能简单理解成去产量。所以一些具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基本上就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哪些应该关掉，哪些应该转，往往是由政府的计划部门用微观行政的手段决定这个行业的行为。这种结构调整其实是用行政干预代替了市场化改革，会使得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效率更加低下。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是长期性的目标，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做成供给侧的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基础上，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着眼长远的改革，例如经济运行制度的改革，财税的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教育科技的改革，怎样提升人力资本，怎样创造一种创新的制度环境，等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工作主线，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上就是微观层面上使市场机制更加有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打造中国市场的一个微观机制基础。要实现改革目标，必须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坚持市场手段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能有效调节产能、清除僵尸企业，而不该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产业政策调控。
单纯靠行政力量压产能，价格起来又单纯靠行政力量压价格，导致“政府忙得要死，市场乱得要死”。这是我们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的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