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下乡若只能租农房而不能买，也就只能拥有其使用权，这难免影响其居住或搞产业的积极性。
下乡租农房住，还能拿“奖励”。武汉市日前放出的这记“大招”，引发广泛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在摸底全市长期空闲农房约11.6万套后，武汉市近日出台《关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暂行）》，鼓励充分利用农村空闲农房，以租赁、合作方式创业创意、休闲养老养生，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其中包含20条具体支持政策，被称为“黄金20条”。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民下乡”，武汉市的这番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堪称创举。理论上，这有助于盘活农村闲置农房资源，避免农村住房、土地的浪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也引导部分产业转移到周边要素成本更低的农村——比起“原住”的农民，在资金、人脉、可抵押贷款等方面更充裕的市民，更有能力去经营农业产业。
但更关键的是，这是对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民众自主定居意愿的呼应。的确，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城镇化的典型表征，但在当下国内一二线大城市房价高企，很多城市拥堵和雾霾等“大城市病”待解的背景下，不排除很多市民基于改善居住环境的考量，宁愿去农村居住。作为城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衍生出来的潮流，“逆城市化”的出现，很多时候就跟这些现实因素有关。而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之后，允许人口双向流动，也该是大势所趋。
也只有一并允许和鼓励“村民进城”“市民下乡”，才能撬动“农村日益空心化、凋敝，大城市则人满为患、公共资源紧张”附着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也是武汉市“黄金20条”的意义指向所在。
不过，囿于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农村宅基地以及农田只能在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当地村民）之间流转，城市居民即使愿意购买，也得不到农村土地合法的“产权”，这意味着，“市民下乡”租赁闲置农房后，最多只能拥有一定期限的农房使用权。这就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在“市民下乡”不可能拥有恒产之下，如何才能让他们下乡下得安心？
武汉市采取的政策性奖补资金，固然是个法子，但相关配套措施也不可或缺。比如，农村基层政府的引导要素资源聚焦意识、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意识，就尤为重要。武汉市政府鼓励“下乡”的对象主要囊括“能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城镇居民”，要让他们在乡下扎根，并安心从事创业创意，还得有配套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地方城乡规划、医疗保障和治安网络等层面的“一体化”，填补公共服务质地的洼地。
当然，更根本的仍在于，将农村宅基地流转有条件地向城里人或工商资本开放，突破仅在农村集体成员间流转的局面。居住往往跟“置业”联系在一起，对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也需要更充分的产权保障。因而，接下来有必要用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解决农房能“租”不能“买”的难题。这是个亟待渐进解决的深远问题。
公共政策在鼓励“市民下乡”层面的破冰，是好事。但比资金支持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土地流转如何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