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关不羽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今年的印度GDP将会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世行对印度经济的看好由来已久，早在两年前世行就预测2017年将成为中印经济竞争的转折点——印度崛起之年。
印度将进入反超中国的快速轨道吗？“龙象之争”真的会来临吗？
现实总比预言的模型要曲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社会问题也是特别复杂。其中最令人瞩目、最具印度特色的莫过于种姓冲突。
就在去年2月21日，哈利亚纳邦爆发了严重的种姓暴乱事件，失控的场面近乎战争，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卢布（约合200亿人民币）。
种姓冲突会不会成为印度发展道路上的“巨坑”，很可能是“龙象之争”最大的悬念之一。
▲2016年底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越英国
为此，笔者重读了驻印外交官毛四维先生的文章《印度的种姓战争》，这篇文章不仅对2·21种姓暴乱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也详细介绍了引发这一重大冲突的政策制度“保留名额制”，这对我们深度了解“巨象邻居”的社会状况、政治运作有很大的帮助。
印度的种姓制度世界闻名，涉及宗教、种族、职业的庞大等级体系，锁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份阶层。如此复杂庞大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了印度现代化历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殖民政府就开始操作种姓政治，以种姓为单位展开人口普查，提拔和任用高种姓成员，给予低种姓福利补助。
印度独立后，先是在法律层面宣布种姓歧视为非法，对四大种姓之外的达利特人（贱民）予以全面倾斜的名额保留政策。即在公务员队伍、教育机构等重要社会领域，为所谓“表列部落”“表列种姓”保留约22.5%的名额，在议会人民院为其保留了专门席位，543个席位中的121席。
这样优厚的待遇，大大改善了达利特人的境况。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达利特人成为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其政治组织长期控制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人口两亿）。
▲2月21日，哈利亚纳邦爆发了种姓暴乱事件
1990年辛格政府实施了曼达尔方案，将保留政策扩大到低种姓人群，总的保留比例达到了49.5%。这一激进政策不仅引发印度社会的巨大争议，而且导致种姓冲突愈演愈烈。
哈利亚纳邦的2·21种姓暴乱事件并非孤立事件，毛文中就列举了另外两件规模较小的同类事件，分别发生在莫迪总理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
不过，即便在种姓冲突屡见不鲜的印度，2·21种姓暴乱事件仍然带有标志性意义。不仅是冲突规模扩大，性质也更为严重——从民间冲突变成官民对抗。
这是否意味着印度种姓冲突的老问题将会走向新的形态，有待观察。而更紧迫的问题是，原因何在？毛先生的文章中只是简单提了一个就业不足的经济因素，这是欠缺说服力的。
种姓战争爆发的哈里亚纳邦是人口不足两千万的小邦，素以富庶著称。而且，该邦在本世纪初发现了新的石油资源，正在进入开发期，整体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因素诱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解释难以成立，即使在此次事件中有争夺新增工作岗位的原因，也是保留政策的政治因素使然。
笔者认为，种姓战争的现象涉及到现代政治观念中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平等。
▲印度种姓阶层示意图
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和平等，前者在英国革命中登上舞台，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主角。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1789年巴黎街垒战的檄文，正是对贵族特权的痛恨燃起了熊熊烈火，焚毁了波旁们的旧世界。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平等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反特权。
而倾斜性的保留政策恰恰是赤裸裸的特权意识对政治平等的践踏——三级会议的请愿书中，就有贵族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在军官名额中为贵族保留份额，因为这是他们“祖传的、天经地义的权利”。
此语道破了保留政策的本质——任何倾斜性的保留政策是赋予特定人群某种特权，因为他们将凭着出身而非个人的努力，去攫取利益。
即使印度政府的初衷是反对歧视、保护弱者，也不能改变其特权性质。
一些社会成员获得特权，即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被不公正地剥夺。22.5%的保留份额还可以忍受，上升至49.5%的比例显然越过了底线。
辛格政府的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引起了戏剧性的冲突升级，可以责备其鲁莽。不过，从政治运作的机制角度分析，这种倾斜特定社会成员的特权政策本身，就有扩大泛滥的天然倾向。
▲辛格政府
无论何种政体，政客夺取权力、运作权力的基础无非是不断争取和巩固支持者阵营，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赋予特定人群超额享受公共资源的特权。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特权政策在现代政治的各种政体中均有存在的可能。比如前苏联的“保留名额”系统远比印度复杂细致，包括性别、民族、出身地等细致分类的标准。只不过，民主政治的透明性让观察者有更好的视野。
辛格政府重启搁置多年的曼达尔方案，不顾舆论界对该方案影响效率的强烈指责，也不顾该方案明显过时、操作困难的致命缺陷，就是为了争取选举时的“铁杆票仓”。本质上就是披着合法外衣的贿选。
扩大特定人群的特权范围，可以巩固支持阵营。将特权赋予其他群体，则可以扩大支持阵营。两者均以牺牲公共资源和效率为代价，后果可想而知。
这在南非表现得更为典型，解除种族隔离政策后，南非历届政府均推行了全方位的倾斜性政策，结果是经济水平、社会治安状况显著下滑，付出的社会成本难以估量。
最极端的情况发生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鼓励、纵容黑人强行占领其他种族的产业，大量白人农场主被迫逃离、外资企业纷纷撤离，直接导致了经济崩溃的后果。
与南非、津巴布韦相比，印度的情况远没有那样严重。那么，印度是否可以发挥民主政体高透明度的优势，顺利纠偏呢？不乐观。由于这种特权和特定群体利益捆绑，企图“动人家蛋糕”的政客都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政治上的损失是明确的，而收益则难以计算和控制。
因此，这类政策罕有退出的事例。仍以印度为例，长期受到公权力加持的达利特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早已显著提高，但是停止其“保留名额”的特权从未进入过议程。
这种政策调整的难度甚至大于福利政策的收缩。撒切尔夫人敢于取消学校的免费牛奶，是因为从该政策中受惠的家长们从未形成族群式的稳定共同体，政治动员能力薄弱。
而握有特权的达利特人不仅形成了控制地方政坛的政治组织，而且还有议会里大量的席位，可以轻易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动员。
特权成为某个庞大族群的既得利益，就很难让其理性地退场。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是依靠选票来检验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这在族群政治的操弄中很容易失效。
一旦特定族群以特权攫取的公共利益超出其他社会成员的容忍底线，井喷式的压力释放在所难免。这是玩弄族群政治的最大风险。
操弄族群政治，是实现政治动员的捷径。独立的个体被族群划分裹挟，自主意识泯灭在集体中，再以公共利益的倾斜换取忠诚。
这一政治动员模式无需复杂的沟通博弈、制度设计，就能实现基层大众的政治参与。而付出的代价是现代政治的平等意识瓦解，公共政治活动蜕变成分赃游戏。
哈利亚纳邦的大规模冲突，起于政客竞选时承诺把贾特人列入低种姓的保留政策。而经过激烈冲突、付出惨重代价的结果是，政府无视最高法院关于贾特人属于高种姓的判决，做出大幅妥协。前因后果都是不加遮掩的特权交易，反歧视、族群平等的幌子应声跌落，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
▲哈里亚纳邦骚乱地区增兵
在种姓战争中，政治诉求的焦点不是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利益的增益，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瓜分，毫无建设性可言。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不可预计，只是翻云覆雨的现代政客们无须考虑政策的长期后果，每一次选举都是一次权利的角逐，赢得当下远比长治久安更有诱惑。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长期诉求背离，这一问题普遍存在。
南非、中国台湾这类“民主后进”固不能免，甚至欧美的老牌民主国家也问题重重。在欧洲的穆斯林难民问题、美国种族冲突中，都可以看到操弄族群政治的伎俩。在民主体制下，远离族群政治的致命诱惑、回归现代政治的平等初衷，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