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大变革信号》下的第五部分）
笔者在上一部分提出，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难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很多人肯定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市场经济的神话宣传进行这么多年了。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在市场经济的圈子里是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的。这是由市场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而且，市场的局限性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还会被放大。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分析：如果不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题？
中国现在的经济难题，不仅仅是金融积累的风险问题和房地产的泡沫问题，还有生产过剩和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同一个根源：资本私有制下的市场自由化倾向。
前几章，我们讲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私有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引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规模的狭窄问题，后者又引起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无组织性、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又引起生产的绝对过剩问题。
这个逻辑链条到这里还没结束：生产过剩又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降低，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向资产市场转移，同时产生了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
这两年实体经济比较难做，而资产市场那边却表现的非常火爆，这就反映了脱实向虚的趋势确实存在。
英国和美国，都先后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一个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主要靠金融等虚拟经济支撑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开始转向衰弱了。
支持一个强大国家的坚实基础，从来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
对中国来说，现在最具有竞争力的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配套能力和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规模，这是中国崛起最可以依靠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后，如何不走英国和美国的老路，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又因为脱实向虚，国力开始走上下坡路。
英国是在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世界最强的工业体系之后实现的全球第一强国地位。而当英国产业转移到法国、德国、美国之后，工业能力被德国和美国超越之后，英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是必然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之后，才有了美国世界地位的基础。而美国现在的相对衰落，又是跟它失去了世界第一的工业能力有最直接的关系。
美国的去工业化在冷战时期就开始了，美国将部分民用产业向欧洲、日本，后来又直接或通过日本转移向亚洲四小龙。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把重点放在发展互联网、房地产和金融方面，而这个时候中国成为世界工业转移的承接人。到了本世纪，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问题在于，有英国的教训摆在前面，美国怎么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这不是因为美国人自己糊涂，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在资本的流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马克思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发挥作用，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部部门流向利润高的部门，从实体经济再到服务业；在同一个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从传统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从低端服务业到中高端服务业的流动；资本也会从利润低(表现为成本高)流向利润高(表现为成本低)的国家。以上构成了产业转移的整个图景，反映了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流向。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让市场自发的起决定性作用，资本的这种流动就不会停止，从英国到法德再到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到中国。当然，如果中国也让市场说了算，这种流动也不会止步于中国。
如果是资本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这种趋势就更明显。私人资本眼中，哪里有利润就去哪里。所以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产业空心化都无法阻挡。如果美国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除非，美国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让工业不再依赖于劳动力人口，否则美国的再工业化再也没机会。实际上，特朗普现在是想通过国家干预，也就是税收等手段，让产业资本回流美国，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要逆全球化，而且还是去市场的自由化。
中国目前的情况更显复杂：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具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着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的现实困难以及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还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工业制造企业向其他成本更低国家转移的数量正在增加。金融服务业异常繁荣，大量资金涌向资产市场。流入资产市场的资金推高资产价格之后，又增加了工业制造业相应的成本都有关系。
中国在低端产业面临着那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竞争，在中高端产业的突破又要面对着欧美日的先发工业和科技优势的压制，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中国要想不步英美的后尘，让“世界市场”的地位得而复失，那就必须克服资本私有制企业的利润动机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内在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前面分析过，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无解。
而且，脱实向虚的问题，还不是现在中国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中国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现在我们就讲到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问题，金融系统性风险，也跟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有关。脱实向虚问题的另一面表现，就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金融服务业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严重。早在2012年，中国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6.2%，利润占35.6%。268家制造企业创造利润还不及五大银行利润总和的57%。2013年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次为6.51%、6.92%、7.25%、8.44%和8.35%；同期工业增加值占比为38.66%、37.35%、36.31%、34.5%和33.31%。从利润角度更为明显，2016年麦肯锡发布的《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报告也显示，金融业的经济利润占中国经济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为5.59%，而金融业的平均净利润达到30%。
中国现在还没有站在当年英美工业在世界的高度，就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趋势。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超过美国的7%和欧日的5%，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而同时，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以一线城市为例，已经不低于东京的价格。“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发言时认为，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超过八十年代末地产泡沫时代的东京了,他提醒：“需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住宅专业金融机构，是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再次转贷的，银行向住宅发放贷款的时候，这些贷款都是被写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反应的。而中国的影子银行是完全独立于银行之外的，不反应在银行帐户上的贷款。如果真正中国的影子银行出问题，出现了违约的情况的话，很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比日本当时更大的冲击”。
《中国一线城市可买半个美国？》一文的调研数据也表明：“20多年前，日本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卖掉东京的土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贵”得也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根据我们的测算，仅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2013年中国住房空置率高达22.4%，一线城市也达到21.2%，远远高于美国（2.5%）、中国香港（4.7%）、欧盟（9.5%）、日本（13.1%）、中国台湾（17.6%）等国家和地区。而根据2015年腾讯网、腾讯房产研究院与中国房地产报、《腾讯智慧》联合调查的数据，一线城市住房空置率22%，二线城市24%，三、四线城市26%，依然偏高。
这些都说明居民购房行为存在比较明显的投资甚至投机成分，房地产的额泡沫就来自这些投资和投机资本。
房价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货币超发，房价泡沫的实质主要是货币超发。
中国房地产价格也主要是货币现象。有人研究过，从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里，中国实际GDP平均涨幅为9.9%，CPI平均涨幅为4.6%，房价（全国房地产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平均涨幅为10.7%，M2平均涨幅为21.0%。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一倍还多，显然是存在明显的货币超发现象。而且，货币供应量（M2）涨幅约等于实际GDP增长率与房价平均涨幅之和。这也就是说，中国超发的货币，基本都被房价吸收，超发的货币基本都去了房市。
按照黄奇帆的统计，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占用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2016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房地产和金融的风险就这样捆绑在一起了。一方面，货币超发推动房地产价格暴涨，既酝酿了金融系统的高风险，也推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土地成本，是造成经济脱实向虚的推动力之一。
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如果破灭，就足以把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打爆。房地产的价格不仅仅是资金堆起来的，而且还是杠杆吹起来的。购房有杠杆，首付款一般在30%，这还是一般的情况。有些金融机构推出首付贷，这样杠杆就又增加了很多倍。供应端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项目也是高度依赖杠杆。黄奇帆认为，保守估计，房地产的自有资金量与融资量的比值是1：9，也就是房地产商自有资金一千万，就可以开发一个亿的项目。
高层为什么在强调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总是要强调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原因就在于此。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来源，虽然是金融自由化的创新通过不断加杠杆造成的，但是金融创新的理由，却是为了解决经济的增长性问题。一谈到这个问题，又要回到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生产过剩、脱实向虚、资本平均利润率降低等问题，追根溯源，又回到了资本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化等原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