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沙龙上半场：斯文安在——国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使命
原标题：斯文安在：国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使命
主持人许戈辉：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对话论坛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欲望和矛盾并飞速发展的社会里重建斯文，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会分上半场和下半场，我先请出上半场的论坛嘉宾。
有请湖南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先生。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先生。
有请几位台上就坐。有请梁涛教授担任本场沙龙的嘉宾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
梁涛：各位嘉宾、各位学者、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国学沙龙上半场开始。我们的主题是“斯文安在：国学的当代价值和使命”。
我现在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四位对话的嘉宾，在中间的就是岳麓书院的姜广辉教授。旁边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葛承雍教授，也是我当年的老师，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唐代文化概论，在复旦大学做教授研究唐代文学的。还有我们著名的马勇教授，研究近代史的。
姜老师，我们十年前的时候非常怀念那段时间，我们在做经学的研究，13年写了六卷本。我们今天又讲“重建斯文”的这个话题，政府层面我们又不断地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国学和我们政府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人说没有把这个仁爱、仁义放进去，用了更“友善”，是不太满意的。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湖南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
姜广辉：我们现在是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
姜广辉：第二届致敬国学的一个主题叫做“重建斯文”。什么叫做“斯文”？我的理解就是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为什么要重建？是因为这个价值观体系已经差不多破坏殆尽了，这一百年来发生过两次大的运动，一个叫做五四运动，一个叫做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大的运动都是以反传统为特征，文化大革命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它的影响至今还在，余毒至今还在，我们这个拨乱反正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在这里讲致敬国学，我相信我们全国也有若干的人并不见得认同这样的一种理念，这就需要我们多做一些宣传，希望这些人能够转变看法。
今天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刚从长沙来坐汽车，就看到马路上有非常鲜明的横幅，有两句话，“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为什么叫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起来，它还是像小苗一样，它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它不是我们现实的存在。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0个字是不是我们现实社会都有了？没有！我们又讲，“必须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在一百年间被批判掉了，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现在是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这个时代相当危险，我们出了种种的事情总是跟这个有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到，可是你的传统的价值观又没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回来，落到地上，要对传统优秀价值观能够认同，优秀传统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有一个过渡，这个意义在这里。
我们之所以有一些好像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反映我们传统的价值，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重建斯文”，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谢谢！
梁涛：谢谢姜广辉先生。姜广辉老师提出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革”。“文革”我们分歧相对少一些，但是“五四”的话，大家近一些年的认识分歧多一些。我们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一次国学高潮其实是恰恰在“五四”以后出现的，很多国学的机构，国学的研究，国学的推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反传统的运动，造成的结果却是国学开始研究宣传的一个深入，请马勇教授说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
马勇：近代中国文明走出新路
马勇：确实在近代以来，实际上“斯文”的变化也主要就是中国命运的变化。我们看过去几次中国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遭遇和它后来的变化，实际上就和探讨中国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中国文明本身的自信心使得它接触西方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我们文明要变化，我们去看1860年中国开始下决心学习西方，中国主流意识在那一个漫长时间段当中并没有觉得我们应该随着舰船利炮的的进入改变我们的文明。这个信念当时概括起来就是“中体西用”。这样一个信念应该说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觉得是强加的，也没有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干预。从1860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当中，人民觉得中国缺的就是坚船利炮嘛！大家觉得面对西方的东西就是缺少坚船利炮，缺什么补什么，理所当然。在1860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确实是国补的坚船利炮，补进来之后中国觉得我已经强大了，到了1891年的时候中国觉得我的力量可以和世界说“不”了，我们才看到1890年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不这样了——发生了1894年的战争。
战争之后我们去看中国人当时的想法，有没有觉得真正是一个文明的问题？也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讲鸦片战争，中国民族自信心、文明自信心被粉碎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觉得不是这样。因为1898年的时候，张之洞仍然强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逻辑关系很清楚。1895年《马关条约》认为我们制度架构上面有问题——日本能够在一个小国打败一个大国，我们有坚船利炮日本也有坚船利炮，日本为什么打败我们？有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1895年也是补的制度层面，把中国推到一个制度变革维新上面，在制度上调整，走上君主立宪——就是君主的权力有一个权力边界，文明上面仍然没有出问题。1898年的中国并不是说要把自己的文明彻底地放弃了，像日本一样的全部学习西方。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从帝制变成共和的时候，中国都没有觉得“我的文明过时了”。是在什么时候？1895年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起来，就觉得国家没有力量。走来走去走了用70、80年的时间。我们学西方，最后还是没有力量，我们面对一个“二十一条”，面对山东问题，国家没有力量解决。从1895年开始，大家才意识到这里的问题，觉得文明怎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发生的事件，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即1915年开始袁世凯推动帝制。制度层面从共和走向帝制，和十几年来中国认识的价值观不对。梁启超告诉大家有共和体制，有君主立宪的体制，大家觉得从君主专治到君主立宪是正当的，从君主立宪到走到共和是有问题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推动了1915年《新青年》的发生。国家面临着“二十一条”没有力量，推动了一个极端的思潮，就是觉得所有的问题，70、80年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没有崛起。《新青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有中国人的最后的觉醒，就是伦理的觉醒，道德的觉醒，文明的觉醒。我们今天讲文明的自觉，真的这样讲吗？这么讲，1915年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推动极端向西方学习的全盘西化。
但是也没有几年的时间，人类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知识人又看到一个问题：西方也不行。1914年严复给弟子写了信：科学怎么样？杀人功夫更好，更残忍，问题更大。1916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实际上在这种文明自信心上，也是在较着劲。1918年一战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很快就走向了一个真正的——国学的整理也好，还是文明的重建也好，或者斯文的重建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油然发生。1919年梁漱溟的演讲重新开始思考东方文明的价值，他就认为东方文明可能不是原来解读的这样，也不是说一定要学习西方，东方文明当中也有它自己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环境和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毕竟当时有一个文明文化和自由讨论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胡适，当时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全盘的反传统结构是传统经过了一个淘洗，传统当中有价值的东西慢慢的就沉浸出来了。
当然了，也有另外一个传统主义。梁漱溟这一波人慢慢起来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明特别是儒家精神实际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解读出来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治变革发生调整的时候，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其实中国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现代文明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接。无论是看联合国宣言，还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中华民国当时宪法，可以感觉得到，东西文明之间冲突基本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这个文明调整，尽管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文明是比较自由环境当中一定找到社会应该有的斯文、尊严、价值。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