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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道:民国北京车行旧事 司机们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7-18  来源:北京日报
核心提示:民国北京车行旧事 司机们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

原标题:民国北京车行旧事 司机们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

如今香厂路仍有民国时期车行的遗留建筑。

民国时期,车行里的修车工具。

民国时期,随着国外思潮的涌入,古老的北京城里也出现了经营租赁汽车的新鲜行当——“车行儿”,车行不分大小,有的车行就一两辆车,很少有车行能有五六辆车的。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司机们常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以映衬坐车的阔主,同时围绕着车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行当,比如修车、攒车……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车行存在了四十多年,在车行里发生了不少故事,这些逸闻的背后,则见证了当时鲜活的社会百态。

车行司机“讲头脚”

民国时期,北京的车行主要是经营出租汽车,车行都是些什么车呢?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车行里的自然是外国汽车。汽车以美国车居多,如雪佛兰、道济、福特、别克等品牌,另外还有欧斯比、底少托、爱赛斯等现在听起来很不熟悉的数十种牌子的车。面对这么多庞杂的车牌子,当时人们常戏称这些车为“万国车”。

车行的车有多个来源渠道,其中一个就是在华外国人自用或者本国有钱人家自用后卖到车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北京的一些洋车行(由洋人在北京开的汽车行)。1913年,法国人率先在东单开设了兼营马车和汽车租赁的飞燕汽马车行,主要是为驻京外国使馆人员、官僚、洋买办服务。此后陆续出现了美丰洋行、公懋洋行、捷隆洋行、亨茂洋行等汽车行。

日本人也曾经在北京设立汽车行,比如滨崎商会、丸红公司、达特桑(现在的尼桑日产汽车公司)等车行。日本车行有出租汽车七八十辆,雇佣的都是中国司机。到了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日本人的势力更渗入到北京运输同业公会里,三位日本人还在同业公会担任顾问一职。据记载,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三位日本顾问才不得已称病从北京运输同业公会辞职,可见日本人在中国开车行,不纯粹是经济行为,也是其侵略中国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洋车行,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车行,大多还是雇佣中国司机,司机必须有驾驶执照。不过,那时候学开车,比现在可简单多了,不路考,不考机械常识,也不考交通规则,走个丁字儿不碰杆就可以。这是因为当时汽车极少,人们都不当回事。学开车当时叫“跟车的”,他们帮着师傅打下手,擦车、摇车、烧炭火、开关车门、迎送客人,有空就去鼓捣鼓捣汽车,师傅说行了,学徒就去走丁字。走丁字的场地就在前门内消防队足球场,现在的历史博物馆附近,如果走丁字合格了,就由社会局(工务局)发驾驶执照。

“跟车的”(汽车学徒)除了学车,还跟着师傅一起出车,他们一般都不坐在车上,车上坐着客人,就往脚蹬板儿上一站(老式汽车车门处都伸出一块脚踏板),胳膊往车门上一挎,也挺神气的。客人上车下车时,他们就赶紧跳下车,开关车门,搀扶客人,要是穿长袍马褂、长裙斗篷的客人,他们还得给帮着提衣服,不能让衣服夹着剐着。这个时候,他们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就不那么神气了。

那时候,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开车的司机穿戴也得相称,不然没人愿意坐车。这叫“讲头脚”。司机夏天穿绸子或竹布大褂、对襟小褂等;秋天改添夹袄、毯子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头顶长毛皮帽子。更有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戴个大金戒指,客人并不认为这是喧宾夺主,而认为是提气,所以,当时车行的司机都比着“讲头脚”。

那时候开出租车,绝对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收入多。其实开始的时候,车行里不给司机工资,司机的收入就靠客人给的小费和跑饭局饭庄给的饭钱。饭钱不上交,小费要交到柜上,再与车行里的其他伙计二八分成,另外跑长途搭来回的收入也得上交,这是规矩,没人昧这笔钱。

分成的事由掌柜主持,按人头平分然后塞在各自的褥子底下(司机除歇班都住在车行),所以回家歇班的司机回到车行,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褥角,有钱就收起来,不用多言语。

围绕车行衍生众多行当

民国时期,出朝阳门往丰润(河北唐山)是少有的长途线路之一。当时,京东玉田、丰润、蓟县一带有很多商人在北京城里做买卖,时不时五六个人合伙雇一辆车回家,一趟四五十块钱,每个人摊不了多少,又方便又实惠。等回程的时候,搭车进北京的就在路边等汽车过来,有时候,一辆车能塞七八个人,连驾驶室也得挤上两个,不行就蹲着,车门脚步踏板上还能站上一个两个的。回来的车费收入叫“搭来回”,司机在交柜时,多少都得说一声,搭来回的收入司机也提成,其余不再分。

当年,司机跑长途搭来回的活儿,最怕过卡子。京东白庙桥有一个,帮沟有一个,守卡子的警察让司机捎带二两茶叶、一条毛巾、一个手电筒是常有的事儿。有时,还让司机留个座位,司机不得不答应。开车的司机都习惯了,也有应对的招儿。汽车一到卡子,司机就把路单递过去,里面夹上一块钱,警察一挥手就过去了,不然,就等着找麻烦吧。

有时,警察帮着留座上来的客人,车钱也很难要出来,一问客人要车钱,他说给警察了,弄得司机也没辙。这事儿掌柜的也理解。

当年,北京的车行儿都知道一件事,一个叫伊达绵的司机路过河北三河,车抛了锚,遇上了解放区的八路军,八路军给他做了吃的,并告诉他,如果他答应留在解放区干,北京城里的一家老小每月有人送米面。司机放心不下老爹老妈和老婆孩子,就很犹豫,八路军也没强求,给他路费,还背他过了河,并送他上路回了城。这件事在车行里传开了,人们都说八路军好。

民国时期,围绕着车行和汽车,产生了很多相关联的行当。比如,在火车站等汽车出入频繁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给维持汽车秩序的人,人称“跑合的”。“跑合的”管理汽车,让汽车先来后到排好队,等火车到站客人出来,按先后顺序派车辆,有时候还帮客人提行李。开车的司机也愿意有这么一帮人,省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车行司机走一趟火车站,得给“跑合的”三两毛钱。

在戏园子门口也有“跑合的”,不过他们负责的事与火车站那里的人略有区别:送人来看戏的汽车,停在一边,司机可找地喝茶歇着去,车由“跑合的”看着,散戏后,客人一出门口,“跑合的”便吆喝司机过来。秩序井然。不过,到了年根底下,“跑合的”一准会挨着车行走一圈,说是拜年,其实是让车行给点钱,不过车行也感谢他们一年的关照。

跟车行沾得上边的,还有一个修车的行当。当年北京这行当里最有名的叫孙伯海,他就住在万明路南头路东,他是天津美国洋行里的半科班生。至今后人还保存着美国汽车修理手册。

孙伯海因为有名气,采用坐地经营的方式,等着人家找上门来。真正开车行的都是自己修,白天拉活,夜里修车。找人家修车,不是把钱往人家口袋里塞吗?车行里修车,只要最后引擎能打着,车轱辘能转就行。

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修理匠,工具包往腋下一夹,修小毛病,赚点小钱儿,他们就叫“夹包的”。

香厂路附近曾有汽车配件一条街

开车行一般都得有个字号、铺房和电话。不过,也有只有汽车,其他什么都没有的。那怎么办?就要借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停在有字号的车行里,走人家走剩下的活儿。当然,这是两相情愿的事。车行图个壮门面的效果,有时一个车行能有几辆汽车同时挂着。而借人家招牌的,就得给人家交点管理费。那时,也有几个车户合伙租一处铺房,装个电话,登记字号的,各项费用均摊,那就不叫借招牌了。

有趣的是,当时也有一没字号,二没铺面,三没电话的车户,且又不挂靠某车行的车户,他们开着车满街转,人称“野鸡车”。一般这种车户没有固定的主顾,收入也就偏少。跑野鸡车还有一个原因,一般车况都比较差,跑一趟是一趟,转一天是一天,三天两头修车,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

民国时期,开车行添置新车的很少,一般没有那实力。有一些是从外国洋行租赁汽车,然后分期付款。不过,更多的车行是倒腾一些旧车,拾掇拾掇就投入使用,投入极少,赚头颇丰。比如,弄个福特的车壳子,搭上一台道济的引擎,车只要能跑就行。

当时,人们主要看车的外观,汽车漂亮是首要的。人们看到了好看的汽车,就直夸司机,“您这车真漂亮!”车主往往这样回答:“嗨!攒儿车!”曾有一个车行老前辈,花2600块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雪佛兰,拆下引擎盖就卖了2600块,然后,他从阡儿路花二百块买了一台四缸旧引擎装上,照样用,这等于白赚了一辆车。

攒车的大多弄些旧汽车配件来攒,主要是因为便宜。原来香厂路一带车行特别多,香厂路附近的阡儿路就形成了一个汽车配件一条街:收旧车、拆旧车、卖配件一条龙。像样点儿的配件往往摆在店铺里卖,跑烂了就堆在路边,保不齐谁瞅上了就有用。干这行的,往往也都会修修配配。他们闲着的时候,东拼西凑整出个“光屁股”引擎来(不带电机、启动机、化油器等配件的),这时,车辆卖价就高了,不过,比买新的汽车还是便宜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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