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共场合大声外放的人，忍你很久了

上周末我乘坐高铁回家，刚找到位置坐下来，车厢内嘈杂的声音中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抖音背景音乐，我两眼一闭，心中一紧。完了，搞不好又是四个小时的精神折磨。

十几秒一切换的音乐往往是快节奏的歌曲，分贝已经压过了高铁运行的噪音，对周围人的耳膜极端不友好，即使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显得十分突出，将这称为“听力污染”也不为过。

我往声音传出的地方看了看，离我两三排座位的一位大姐正在旁若无人地拿着手机外放抖音，还不时发出魔幻的大笑，全然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脑海中的我已经忍不住走上去提醒她扰民，但是现实中的我仍然犹豫地坐在座位上，原因很简单——我不敢，我担心起冲突。

我想，这样的人即使我提醒了，她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给其他人带来了困扰。而如果她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就不会选择外放了。

我又看了看周围，几个年轻人戴着耳机，也有皱着眉头的乘客不时瞪一眼这个女人。

面对这种全民公害，文明礼貌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一样不堪其扰，微博、知乎吐槽不断：

下图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我每天在公共交通上的切身感受，虽然我不喜欢这些神曲，但是无数次的重复已经让我捂着耳朵都记得它们的旋律。

这些被大声外放的“神曲”，甚至已经成为了某种固定的背景音乐，时时刻刻都在周围人忍耐度的边缘试探。

无论是睡眼惺忪地走进早晨的地铁，还是略带疲惫地登上回家的高铁，根据墨菲定律，越不想遇到视频外放的人，遇到他们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极端讨厌外放视频的人，那么他们必然会出现在你所在的车厢里。

这次，它又出现。而在高铁上被大姐的噪音“霸凌”的我，面临如下选择：

1.上前礼貌提醒

2.告诉高铁/飞机乘务员

3.忍耐不发，担心引起冲突与不必要的麻烦

但问题在于，出言制止未必会有效果，如果遇到不可理喻的人，甚至还有起冲突的风险；忍受外放，又需要有“拳头捏得梆紧”的超人耐力，还会牺牲自己原本的好心情。

终于，前排的男乘客忍不住出手了，他略带怒气地提醒道：“把声音开小点行不行，吵死人了！”大声外放的女人斜睨他一眼，不情愿地把声音关掉了，同时小声嘟囔着，“怎么这么事儿啊，要安静你去买一等座啊，管的真宽。”

幸而男乘客没有再回复她，不然眼看着一场骂战又起。

我长吁一口气，这些大声外放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怎么想的呢？

蒂姆·高特罗在《死水恶波》一书中对这种人做过描述：“你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没受过教育，不谙世故，没出过远门，不道德，不文明。外加愚蠢。”

在公共场合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活动被视为一种默认的社会礼仪，而社会礼仪要经过长期训练与自我约束。

但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这样的训练，无法进行有意识的自我约束，他们的行为本身未必是恶意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能体会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了困扰。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外放的人其实是“不自知”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这些人的年龄、外貌、学历的差异有多么巨大，他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同理心。

同理心也叫共情能力，就是体会他人情绪的能力。

公共场合大声外放的人，不仅不能及时体察到周围人的情绪，部分人甚至根本就不在乎周围人的情绪与权利，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缺乏“他人”意识的，是简单化的“我——你”关系。

这样的人始终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代价却是牺牲周围一群人的利益。

为什么不能意识到？因为有些人的身体虽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但头脑和思维方式还是农业社会的。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思维里，空间要么是私人的，要么是非私人的，而在非私人空间里，人们对于公共道德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公共道德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牺牲品。

公共场合外放问题也一样，部分外放的人认为，反正这是公共空间，那么只要不作奸犯科，爱干什么都可以。

现代化转型是个艰难的过程，道德做不到的事情，就要依靠法律法规来办。

去年8月，北京地铁九号线上，一名大声外放音乐的男子被殴打至左眼球破裂，就是因为外放被劝阻后不听，最终打人者被警方拘留。

如果我们对于公共交通外放问题有着相对明确的法律法规，那么就不需要通过私人之间这种容易产生摩擦的沟通与协商来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北京做了全国的先行者。2019年6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细则》，率先将“大声外放视频或音乐”纳入到个人征信记录之中。

欲“变风俗”，需“立法度”，千年前王安石的智慧，今日还是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