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开篇，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坚定决心。连日来，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回顾所在行业抗疫经历，讲述亲身经历的抗疫故事，从完善公共卫生机制、化危为机转型升级等方面，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赵郁代表：
双线作战化危机为生机
“北京奔驰在疫情期间，不仅做到疫情零发生，更成为首个成功复工复产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刚刚过去的4月，产量突破5.6万台，创下历史新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赵郁表示，坚持防疫和复工复产双线作战，才能更好地化危机为生机。
疫情袭来时，北京奔驰面临员工返岗、零部件保供、防疫物资紧缺三大困难。公司党委成立防疫指挥部，印制双语防疫手册，安装自动测温门，设立隔离观察室，办公区域、生产车间、食堂、班车百分百消毒……面对一个个迎面而来的困难，光是复产预案就相继编制了几十套。
2月10日，北京奔驰全线复产，启动柔性化生产和爬坡尝试，所有直接参与生产的人员采取动态化配置，按需向资源充足的生产线流动性支援。3月初企业正式恢复双班生产，3月底恢复正常生产节奏。
“面对疫情，信心很重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战胜任何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赵郁表示，疫情期间，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身防护；而对于企业来说，各个部门间打破壁垒，团结协作，信息共享，才能共同战胜困难。“守望相助，超越国界，形成合力，最终实现相助共赢。”
（本报记者 张楠）
潘敬东代表：
凸显国企“战斗力”守护城市“生命线”
全国人大代表潘敬东来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疫情期间，北京电力在市委市政府部署下，以首善标准为首都电力供应提供完备保障。
潘敬东讲述了“抗疫保电”的难忘经历，为保障小汤山医院修缮，党员突击队带头，仅用22天就高质量完成配套电力工程，铺设近两万米电缆、四路外电源供电。公司还提前完成地坛等六家医院的外电源工程，针对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疾控中心、重点生产企业、隔离场所等250多户重点客户，实施“一户一案”，开展设备特巡，始终确保供电万无一失。
在复工复产阶段，国企依然体现了责任担当精神。潘敬东说，国网北京电力第一时间出台了助推复工复产的14项举措。“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降低工商业电价5%的政策延长到年底，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上半年已减11亿元的基础上还要再减15亿元。另外，国网北京电力还将继续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接诉即办等服务机制，提升百姓用电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叶晓彦）
王松灵委员：
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国家战略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常态管理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模式，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此外，还应理顺机制，明确国家及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职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应由国家直接负责。
“深入开展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王松灵说，此次抗击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多利用常态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层级多，应急反应能力不足。建议把公共卫生体系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管理，做好顶层设计，发挥制度和体制优势，加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构建公共卫生的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模式，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应由国家直接负责，构建完整和相对独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赋予国家疾控中心相关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
（本报记者 武红利）
王建业委员：
明确公立医院主体地位
2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就作为北京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队长，带领100多名医疗队员抵达武汉同济医院，在武汉同济医院独立接管重症病房展开救援工作。4月初，王建业将北京医院151名医疗队员安全带回北京。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70天，王建业回头看当时的救援，感慨地说：“公立医院是这场抗疫战争的绝对主力军。”
王建业说，此次疫情期间，虽然有部分民营医疗机构也加入到抗疫斗争中，但与目前民营医疗机构所占的市场份额相比并不匹配。以北京为例，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中，难觅民营医疗机构的身影。像北京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不仅开设有发热门诊，在接到援鄂任务后，24小时内就派出了老中青各梯队医务人员前往抗疫一线，不问钱，不问价，还带上了医院最先进的设备。他建议，相关部门今后要更加明确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让公立医院在平时为人民健康做好医疗保障；在疫情来临时，展现公立医院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贾晓宏）
黄宇光委员：
统筹优化资源推进健康北京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认为，从疫情暴露出的医疗资源供需矛盾来看，健康北京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要将健康北京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加强对医疗资源的统筹优化，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健康北京工作有序推进落实，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风尚。
黄宇光建议，合理布局资源，着力解决医疗领域本身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对预防医学、重症、感染、呼吸和麻醉等学科给予更有力的支持。在医科大学开设麻醉和重症医学的独立课程，为医疗健康“平战结合”培养和储备专门人才。在坚持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尊重经济规律，适度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从政策层面保障公立医院凸显公益性，避免可能的医患利益冲突，让医护人员安心治病。
“每个人都可以从小事做起，为公共卫生事业做贡献。”黄宇光建议，加强社会公众健康教育，提升全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早期警报系统”，以便尽快发现各类疾病的暴发或异乎寻常传播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高枝）
徐丽桥委员：
编制研究规划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徐丽桥说，今年她准备提交一份提案，呼吁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徐丽桥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坚持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取得了不少成功案例。“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契机，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蕴含的精华，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当前世界中医药市场的90%以上被日韩占领。我们要把自己老祖宗的方剂好好研究筛选，使它可以对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徐丽桥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国家应高度重视。中医药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宝库”之一。努力促进中医药传统经典与现代科学技术二者相结合，形成自身独特的原创性成果，将是我们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重大贡献。
二是编制中医药研究规划。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流派纷呈的名医古方，哪些应整理推广，哪些需科学验证，哪些要开发融合，有关部门应结合社会发展实际拟定规划，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三是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应重在实践、重在临床。鼓励中医药学研究者结合临床从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入手，开发新药新方剂，并对传统熬制法进行量化和优化处理，方便进入中医药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孙颖）
柳茹委员：
从幼儿园开始开展灾难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大考’，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同时也带来了改革的契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通过适宜、有效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了解灾难，知道如何积极有效应对灾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今年的提案聚焦儿童的灾难教育。
柳茹建议，要从幼儿园开始开展灾难教育，并将其作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成长规律，从价值理念、目标、内容、实施等方面形成前后衔接的课程体系，并开发相关教材。
柳茹认为，要从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三个维度定位灾难教育的目标，突出尊重和提升生命价值、互助共生等价值与态度，同时融合生活化的理念，引导学生在做中学，通过实践体验、探究学习、角色模拟等方式培养儿童自助、互助的意识和能力。政府也应加大对灾难教育的专项投入，同时吸引社会资金为灾难教育的开展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牛伟坤）
赵毅武委员：
建设“平疫一体化”产能模式
新冠疫情发生之初，北京市没有口罩生产线，医务人员以及市民防护所需要的口罩全部来自京外。2月2日傍晚，总部设在北京海淀的纳通科技集团接到政府部门生产口罩动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纳通集团董事长赵毅武立刻开始安排口罩生产的筹备工作。“我们刚刚建好了洁净车间，但以前纳通没有生产口罩的经验，员工边学边干，日夜奋战，终于在2月7日凌晨下线了第一只口罩。”此后，纳通集团陆续又有新设备调试投产，到3月11日，口罩总产量达到600多万只。
赵毅武认为，北京市等特大城市不仅要储备防疫物资，更要储备防疫物资的产能。为了让储备的产能不闲置、不浪费，赵毅武建议，建设“平疫一体化”产能模式，将防疫物资与平时生活物资产能打通，在疫情来临时就不用担心产能不足。“以口罩为例，日常生产防粉尘防花粉口罩的产能，在疫情来临时无缝切换到防疫口罩生产中，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防疫物资的主动权。”
（本报记者 贾晓宏）
于圣臣委员：
建立功能型应急物资储备服务信息共享平台
针对疫情暴露出的我国应急物资储备形式单一、资源信息共享不畅、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凯博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于圣臣建议，尽快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供给体系，建立功能型应急物资储备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对应急物资的动态监测监控。
于圣臣建议，借助互联网优势，整合资源，建立功能型应急物资储备服务信息共享平台，依托其智能、可视、联动等特性，实现对应急物资的可视化日常管理、动态监测监控、保证应急物资资源共享顺畅。该平台应及时发布应急物资公共信息，确保信息最大化互联互通，使应急物资储备部门及生产企业及时了解情况、制定切实有效的物资生产、储备、调运方案。平台还应着力打造智慧供应链，实现应急物资全供应链可追溯、可控制。
（本报记者 武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