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程先生发文之前，我接受深圳媒体采访时，就谈过对这所新成立的学校的看法。恕笔者直言，我对程先生十分看好的这所学校并不那么看好。读了这篇文章，某些疑虑进一步加深了。
我赞成这所学校采取的管理方式，即由教育局、教育基金会、社会贤达、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校长组成校董会，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建设现代学校的必然选择。但要让这一制度良好运行，仅凭热情远远不够。
程先生在文中谈到：“我们不能把突破今天教育僵局的希望寄托在当下的民办学校身上，当下中国虽然有不少的民办学校，但尚未进入教育家办学的阶段，而基本停留在企业家办学阶段，他们基本摆脱不了借办学以求经济回报的思路，说得重一点，媚俗是其基本表征。”这一观念笔者不敢苟同。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平等竞争，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需要。可以说，体制内的一些公办教育管理者、办学者，长期歧视和贬低民办教育，不但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也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多元发展。这正是我国教育的问题之一。一个有“办中国的自由学校”理想的办学者如果也贬低民办教育，那么其“自由学校”的理念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今天的民办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除制度不平等的因素外，一些民办学校的办学者确实缺乏教育理想。这导致民办学校地位不高，受到质疑。但相对而言，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民办学校，比之受行政化问题困扰的公办学校，总体还要好一些。比如，民办学校的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因而不像公办学校的办学者那样眼睛朝上。另外，在受到制度约束、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缺少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一些民办学校也在艰难探索。举例说，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采取的管理模式，在有的民办学校早就实行了。以笔者之见，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不在积弊深重的公办学校，而在民办学校。
从公办学校走出且担任过教育局领导的程先生，应该已经认识到我国教育严重的行政化、功利化问题，也应该已经了解到民办教育的生存处境。因此程先生不应轻视民办学校，而应呼吁制度改革，给所有学校“松绑”。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民办教育机构追求经济利益，也不能因此认为这些机构“媚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按照教育规律经营，为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也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和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一样值得尊重。“自由学校”的要义，就在于学校充分自主办学，为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而程先生所在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要真正落实与功利主义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其实也需要构建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如果评价体系还是单一的升学率，即便官员表示不看升学率，也无法让学校排除功利方面的考量。如果几年后，这所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没达到当地平均水平，不知程先生是否会得到续聘？退一步说，如果这所学校不在乎升学率，学生未来选择出国，那么最终的办学业绩，是否要用被海外名校录取的学生数量来证明？可以说，呼吁给所有学校“自由”，也是为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自身。
一所学校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就必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这还不够，现代学校制度还要求校长职业化，在校内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权，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评价教师，建立家长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同时鼓励学生自治，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包括进行批评和质疑。
在程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也许他准备这么做，也许他已经做了，只是未在文中提及。如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比如校长在校内包揽大权，实行家长式管理，不允许教师、学生质疑，那么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允许学生自治，这些是“办中国的自由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在呼吁教育部门向自己放权的同时，校长也得放权给教师，转变管理学校的理念。因为，校长在自由的学校中，就是为师生服务的人。
把基础教育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把学校从政府“管评办”一体化中解放出来，把民办学校从唯公办是尊的不平等办学环境中解放出来，把教师、学生从行政治校中解放出来，这才有自由的学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办学者自己能真正清理掉那些不“自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