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松青出书要“为民主政治鼓与呼”
“在中国，谁都知道，做官只要做到了厅（局）级，就是进入了人生保险箱——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尤其是年近六十、快要退休，‘宜静不宜动’，等待软着陆，颐养晚年。”
在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看来，作为厅（局）级官员的范松青，在退休前三年突然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并主动晒房产、晒工资单，是违反官场常识的。
2013年广州市“两会”上，时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呼吁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第一个晒出房产和工资单。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都是体制外的学者、媒体在呼吁，体制内应者寥寥。
“最该站出来说话的，就是体制内的人，”范松青说，但他感到“孤独”。
在他之后，再没见到更高级别的官员“晒家产”。2016年，范松青宣布退休。
一个厅（局）级官员买不起房？
不少政协工作人员、记者都记得，2013年1月15日，是广州市“两会”开锣的日子。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还有三年就退休的范松青，站在记者报到处旁边，默默向记者分发自己的提案。记者看了就眼前一亮：呼吁广州在全国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
“他是政协委员，向记者分发提案很正常。他又是政协的领导，我们更不会管。谁知道他这份提案这么猛，”回忆当日，政协工作人员笑称。
范松青选择这个时机，并非偶然。“两会”，正是鼓励“参政议政”的时刻。“假如说我平时发表一篇文章，说官员财产要公开，肯定上面会不高兴，”范松青认为，选择“两会”期间，自己作为政协委员，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恰当的身份、讲恰当的话”。
记者问他：“你本人愿意公布财产吗？”
“市委一旦出台相关文件，本人愿意第一个带头公布财产。”
“不如先公布一下你家庭（包括伴侣、子女）的房产情况？”记者没有轻易放过。
范松青犹豫了两秒，说：“好吧。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位于海联路。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一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50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4000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记得老范家的样子。“第一次去他们家，是个大热天。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没有电梯的8楼，个个大汗淋漓。进屋一看，房间只有70平方左右，是房改房，显得很破旧。一家三口挤在一起，比‘蜗居’好不了多少。家里陈设也非常简陋，与我们见过的普通市民家庭差不多。我们问他为什么还不买有电梯的大房子住？他轻淡地回答：买不起。我脑子顿时就打了个问号：一个厅（局）级官员买不起房？”
“晒家产”后，网友也对范松青发起了“人肉搜索”：一套70平米住房，数十万存款，这就是全部家当。
后来回忆起这段，范松青说，记者要求他“晒家产”，他是有心理准备的。“打铁先要自身硬，你要人家做，自己要先做表率。我之所以敢提出财产公开，就是因为我本人经得起检验，我就是靠着一万多块钱死工资，怎么不敢公开呢？如果有贪污受贿那就不敢。说句不太雅观的话，我的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
“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是有客观原因的，他很清楚：“我因为一直都在机关工作，原来在市委研究室，在纪委主要是研究室，在政协也是研究室。假如我到某个党政部门去当个一把手，难保我不犯错误，难保我不成为腐败分子。”
次日，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会场上，各报记者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政协方面才知道，出了个大新闻。对讲究“要帮忙，但不能越位”的政协，这就像个烫手山芋。
“我觉得当时领导还是有些不高兴，”范松青回忆说，“有些领导跟我说，你是副秘书长，你要顾及一下你的身份，你不是一般的委员。你如果是老板委员，说什么都无所谓；你是副秘书长，接受采访要经过批准，经过领导同意。”
范松青回忆说，成了“大新闻”之后，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找过他几次。“一方面是肯定这个提案没有错，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保护我，就是说假如我在外面再乱说，可能苏主席也管不了我了，搞不好就是其他部门来干涉，甚至某种组织处理都很难说的。”
感受到“压力”，范松青婉拒了部分采访。
家里人也给他压力。几乎所有采访过范松青的记者都知道，他“特别怕老婆”。
“只要一听说记者，她的神经就绷紧了，”老婆在场的时候，范松青是不敢接记者电话的，“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稳定，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她很担心。”
为要不要接受采访，老婆、女儿没少跟他吵架，她们埋怨他“吃地沟油的命，操总书记的心”。老婆早几年就退休了，是一家企业的普通员工，社保退休金每个月两千多。独生女儿在国企上班。公开财产后第10个月，女儿成婚，一桌酒席也没有摆，亲家颇有怨言。岳父去世，他赶回家乡治丧，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后来家里遭贼，几千元现金、女儿结婚的金银首饰被盗，“太太说全是我惹的祸，小偷是来看我们家有多少财产的。”
“我也是既得利益者，但我不能不顾百姓”
范松青觉得自己是了解反腐工作的。来政协之前，1998-2007年他在广州市纪委工作十年，2002年就曾专门写过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调研报告。从纪委调到政协后，他仍然很关注反腐，但却感到“反腐越来越难，腐败越来越严重……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家都不做事，都想得既得利益的好处。虽然我也是既得利益者，但我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发出声音，要推动财产的公开。这么多年我们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与我们的监督机制缺乏阳光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也有监督，非常非常多，什么纪委监察局司法机关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但事实上很多都是说样子的，就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
在他看来，舆论监督才最有效，“因为纪委监督是有局限性的，它有些不知道情况，有一些呢又碍于情面。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是无所不在的，只要谁有了腐败行为，在媒体上一晒，这个人就完了。”
他觉得，如果多几个愿意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区伯”，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好很多。“但现在很遗憾，我们在这方面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倒退，还不如八十年代那种民主开放的风气。”
“倒退”是让他特别难过的一件事。2013年他提出官员财产公开，广州市监察局还给了回复，虽然都是套话。2014年，他提出“精官简政”的提案，得到的是“不予立案”，还特地交代“不要炒作”。2016年退休前，他提交了最后一份提案，向“官员不作为”开炮，称存在“不作为、慢作业、怕担当、无落实”现象，“我这个是有调查了企业和政府的客观依据的，很遗憾，也不予立案。”
图片：广州市监察局对“官员财产公开”提案的回复
“现在经常嘴上说要尊重大家，发动大家要民主，但实际上是压制大家的民主，”他愤愤不平。
但在广州某资深官场人士看来，范松青呼吁官员财产公开，“这是给市委出难题嘛！这种事情，肯定只能从上而下，党委决定、中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