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7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播放昭和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表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即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鸣金收兵，日本的扩张企图彻底失败。
青岛，这座美丽城市的诞生、规划和建设与德国人密不可分。两年前，笔者曾慕名前往，身临其境，感觉好像到了德国的波茨坦，举目望去，随处可见威廉二世时代的普鲁士建筑风格。市南区观海山南坡上巍然矗立着德国总督府大楼，它与边角上那座低矮幽暗的日本暗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外族侵占和殖民的两个阶段，同时也隐喻着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青岛市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一个阳光伟岸，一个阴暗丑陋。
在青岛，人们经常能听到对德国人的称赞，可一提到日本人，市民的表情和口吻立刻就变成了鄙视和憎恶。同样都是殖民者，为何德国和日本在青岛（乃至整个中国）留下的却是如此截然不同的口碑呢？
本文的题目取自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维所写五排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中的首句，大意是：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诗人的感慨反映出对晁衡这位日本友人的深挚情谊，可是，再看今日之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却是彼此的仇恨、不解和鄙视。中国人有句古训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笔者自问：我们对这个我们动不动就“仇视”的对手真正了解多少呢？
日本历史中的三个“跟风”阶段
2011年3月11日，一场地震和海啸重创了日本。笔者开始慢慢理解一个处于多地震多火山地理位置的民族与生俱有的忧患意识和对生存空间（安全性）的强烈需求。
二战之前的日本，每一次自然灾害都会给这个民族的扩张打上一针强心剂。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关键一仗，它战胜了自己的文化老师中国，从此跨入世界列强的门槛。可是，甲午完胜的29年后，一场强烈的地震（关东大地震）于1923年9月1日夺走了日本灾区25万人的生命，令日本陷入低谷。可谁又能想到，仅在短短的八年之后，日本民族在危机中很快就站了起来，并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
战争是一部大功率的烧钱机器，可日本却能在大地震之后不久便对一个泱泱大国发动全面进攻。其国力究竟从何而来？其野心从何而来？其勇气从何而来？在深入研究了这个现象之后，笔者发现，侵华战争并不只是日本政界或少壮派军事精英们的狂热之举，而是由这个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所派生出来的疯狂挣扎。
在启动现代化之后，日本在围绕国家战略的讨论中一直存在着“海洋”和“大陆”两大派系。明治维新伊始制定的国策中，“海洋派”的色彩很浓，其基本外交方针就是“与海洋帝国英国提携”，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跟风”发展阶段。第一个则是在中国的盛唐时期，中土的繁荣曾引来许多东瀛之士，大唐文化是日本精英的楷模文化。这次，“日英同盟”的成立使日本搭上了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这艘大船，并随之周游列国，见了世面。“脱亚入欧”是日本摆脱中国文化影响、意欲脱胎换骨的战略取向。
国力增强后，日本不再安于跟风，而想自立门户了，它开始谋求区域霸权，从这时候开始，“大陆派”开始走红，特别是陆军部的少壮派更是踌躇满志，他们把台湾看作自己的战略后方，把朝鲜半岛当作跃进的跳板，把中国大陆视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生存腹地。与晚清年间中国的“海防派”“塞防派”之争不同，日本无论是“大陆派”还是“海洋派”，其战略思想均以进攻为基点，与防守无关。
日本战败后倒向美国，并开始回归“海洋派”战略。曾任首相的吉田茂是战后最有代表性的“亲美”政治家，他说：“日本是个海洋国家，通过海外贸易养活着九千万国民。所以，日本必然最重视在通商关系与经济上最富裕、技术上最先进、而且历史上关系最密切的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他批评战前“大陆派”军人的亚洲政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德、意两国结盟“不仅是战略的拙劣，而且还意味着日本丧失了国际信用，是非常遗憾的。”
吉田茂在战后不再主张日英关系至上，转而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战后英国霸权被美国霸权所取代。他强调战后日本外交的根本基调是对美亲善，这是大原则，今后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日本又一次进入“跟风”状态，只不过这次搭上了“山姆大叔”这列超级快车。
日本摇摆于亚太之间
“韩战”和“冷战”成就了日本的经济飞跃。悄然间，它登上了“一国之下万国之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日本国力虽增，野心尚在，但在政治上却一路小心翼翼，相当低调。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使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交恶反目达到顶峰。日本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契机，于是开始向岸边慢慢游来。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首次访华，并于同月29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
从此，日本的外交又开始纠结于“海洋”和“大陆”情结之间：日美同盟是二战以及冷战的产物，日本被老大“山姆大叔”罩着的同时，也一直苦于“政治和军事侏儒”的地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旧的战略对手已经消失，新的战略对象尚未出现（中国还弱），日美安保体制的实际作用已渐渐被日本朝野和百姓看淡，有人甚至视它为一种束缚。
在这一阶段，东京开始寻找新的战略结构，“大陆派”思想开始重新抬头。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中日韩三国高峰磋商机制的确立和“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提出，这是日本战后比较明确的外交和战略转向。
可惜的是，中日两国在这个新的政经框架里未能就谁当老大达成共识：日本认为这个构思和设想是自己的原创，相比之下实力也最强，当老大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改革开放，国力大增，特别在国民生产总值赶超日本后，更加自信。鉴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振兴的需求，中国不愿意放弃引领东亚的机会。
就这样，三国峰会虽然每年不定期举行，但谈判一拖再拖，实质性进展很慢，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给早已把 “东亚共同体”蓝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美国提供了极佳的搅黄机会，被中日两国长期搁置的“钓鱼岛问题”短时间内突然成了真正的问题。2012年以来，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冷。
“下海”和“上岸”
本来，日本摆脱美国的束缚和利用的最好途径就是“上岸”，向中韩及东盟靠拢，促成东亚联合；而中国要壮大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是突破岛链，走向蓝色，面向大海，也就是“下海”。中日两国的战略需求（“下海” 和 “上岸”），从大层面上说应该是互补型的。可惜，双方没有把握住历史赋予的机会，双边关系不仅没有长进，反而因为“钓鱼岛问题”大踏步后退，甚至呈现了积重难返的外交困境和冲突升级的危险性。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中日韩三国的战略机遇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个判断基于以下观察和考量：日本虽然侵略过中国，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它的战略对手始终是俄罗斯和美国。安倍政府用钓鱼岛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挑战中国的容忍底线，同时扮演弱者的角色，最终目的并非是要与中国为敌，而是要解开捆绑和束缚它真正独立自主的战后“和平宪法”。
美国很清楚这点，所以，它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始时模棱两可，一方面口头上袒护盟友，一方面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松口，为的就是要继续套牢日本。后来，在安倍软硬兼施之下才不得不公开站队，宣布日美安保协议适用于钓鱼岛。
钓鱼岛问题被激化的背后是否有华盛顿的影子，笔者不得而知，但从逻辑上来分析，钓鱼岛问题干扰并中断了中日韩的“东亚共同体”计划，美国显然是最大的赢家。但美国套牢日本的同时自己也被日本套牢。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内政外交向右急转，最根本的战略动机就是要利用美国对中日韩组合的害怕，来首先完成对二战“雅尔塔体系”的解构。
东京的这个战略目的未达到之前，中日关系估计暂时不会回暖，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恶化，但笔者不排除日本在彻底解绑后将重新回归“东亚共同体”的可能。
笔者最大的担心是，中日双方的摩擦因为偶然因素或突发事件而陷入失控状态，使原来的皮毛微恙酿成筋骨之伤。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两国的不幸，东亚的不幸，世界的不幸。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