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新近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主题固然是全球经济，与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就叙利亚冲突举行商讨。但是奥巴马承认“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双方无法弥补“现存的信任鸿沟”。随着土耳其军队的公开卷入，由此产生与华盛顿的公开矛盾，加上北京也有意介入，以牵制美国卷入南中国海领土争议，叙利亚冲突加速国际化，成为外来势力干预较量的重要舞台，因此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缓解。

以我的看法，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冲突，不仅是归因于各种内外势力彼此之间的尖锐利益矛盾，同时也因为参与冲突的外部各方，自身也具有很大的自相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大大加剧了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

美国出于外交政策惯性，是“阿萨德必须下台”的始作俑者。因为叙利亚政府是伊朗和俄罗斯的盟友，尤其是德黑兰培养支持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和反美最成功的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环节，摧毁阿萨德政权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但是“伊斯兰国”因此异军突起，造成华盛顿的自相矛盾。不计阿拉伯世界盛传的阴谋理论，认为“伊斯兰国”乃是中情局秘密行动计划失控的产物，这一恐怖势力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也是白宫在尖锐党争下必须全力以赴对付的主敌。另外便是华盛顿终于看到，不断颠覆阿拉伯世俗政权的搬石砸脚苦果，在亲以色列势力的鼓动下，启用世俗库尔德族武装，作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地面主力。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类似，再要加上数百万中东难民流入的自食其果。

俄罗斯最大的自相矛盾，在于战略目标与国家实力影响的不相称。莫斯科的战略利益，首先是维护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地中海军港；其次是防止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展到俄国的“软腹部”。但是除了军力有限，俄罗斯更缺乏有效和可靠的盟友，而不得不依靠复杂微妙的外交先机和国际杠杆。莫斯科可以利用的“合作者”，主要就是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国际”，另外在不同的层次和时间，还有以色列、土耳其、库尔德族力量等。它们与俄国既有利益交集，也有不同程度的利益分歧和矛盾。俄国与土耳其因击落战机翻脸，到新近土国未遂政变后修好，以及秘密利用伊朗空军基地曝光后，德黑兰匆匆收回成命，都反映了这种彼此利用的不稳定风险和困难。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自相矛盾更加明显：埃尔多安政府的新奥斯曼主义野心，在于推广自己牌号的政治伊斯兰，因此成为叙利亚反阿萨德力量的最大后台，包括对“基地”（卡伊达）组织和“伊斯兰国”属下各种极端势力的明暗支持。但是叙利亚国家因此崩解的一大后果，便是库尔德族的独立自治，以及库尔德族民族主义的高涨。“伊斯兰国”崛起又导致华盛顿对库尔德族武装的积极支持。在以色列明暗鼓动支持下的“大库尔德斯坦”运动，形成对土耳其本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另外，正义与发展党的宗教化政策，以及埃尔多安本人的专制化趋势，不仅加剧了土耳其国内矛盾，也使得土耳其与欧美世界渐行渐远，而出现北约“开除”土耳其的呼声。新近未遂政变后，此前击落俄国军机的土耳其飞行员英雄，作为政变参与分子遭到逮捕，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讽刺性例证。

伊朗的处境与俄罗斯不无相似。伊朗介入叙利亚冲突，几乎纯粹出于宗教教派利益动机，为了维护和扩展所谓的“什叶派新月”。但是阿萨德政权虽然由被看成什叶派支派的阿拉维族主导，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却是阿拉伯世界硕果仅存的世俗社会主义。特别是与严格实施回教法的反对派控制区对比，阿萨德政权的世俗性极为触目。德黑兰不仅动员从黎巴嫩和阿富汗等地的什叶派力量参与叙利亚冲突，也被迫与“异教”的俄罗斯在军事上紧密合作，在内外都产生授人以柄的口实。德黑兰新近停止俄国空军使用伊朗基地，主因是此事明显违反了伊朗自身的宪法。另外，如同泛突厥主义，“大库尔德斯坦”也是对伊朗的长远威胁。

至于沙特阿拉伯，一面是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尤其各种极端势力的最大施主，一面是国内极端主义高涨和恐怖爆炸事件频发。《纽约时报》新近一篇有关的长篇报道，题目便是《沙特与极端主义：既是纵火者，又是救火队》，一针见血地总结了这里的自相矛盾。

只有在叙利亚动乱的最大赢家——以色列身上，看不到类似的自相矛盾。阿拉伯世界和大中东地区的四分五裂，包括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除非伊斯兰极端主义完全失控，而这是“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的情况。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