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酒
哪一行人，都离不开酒，尤其文人，被李白“斗酒诗白篇”带坏了名声，非要在后边加个骚客两字才可。
于是乎，文人骚客一词贬大于褒了。
因为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的表情让我看出了破绽，特别是在酒席之上。
其实，文人在酒桌上，大多是受虐者，好像属于受气小媳妇那一种，不敢大声出气，稍稍活跃的，便成了迫害对象，非被灌得东倒西歪不可。
看来我是个例外，大概表面上看不出是文人缘故，所以养成了吆五喝六的习惯，反而当了三多十年酒司令，被酒摧残得伤痕累累，不得不逐渐隐退，希望多活几年吧。
不管怎么讲，文人在酒桌上易吃亏，那么就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单讲文人之间的酒话题吧。
大作家周作人是不愿意上酒桌的，因为他觉得没有这个资格，坐在那看别人喝酒实在无趣。与其这样，不如自己也喝点呗。不过周作人的酒量实在不大，一小盅酒下去，不但变成了大红脸，立刻头晕目眩，不知东南西北，只好由人搀扶着离席，狼狈而去。
尽管酒量不行，但周作人偏喜欢喝，只不过限制在一两个好友之间，不过是每喝必醉罢了。他喝最多一次是半斤黄酒，算是其人生极限了，结果是大醉。
吴祖光对酒没兴趣，一生只醉过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他随一个话剧团来到成都。一位县长朋友看他，两眼却不断扫视正在更衣的女演员，似乎被迷住了，喃喃自语:“真浪漫啊!”这种低俗的语气和表情让吴祖光很不爽,却无法拒绝县长请客的盛情，第一次喝了半斤五粮液，“只觉得两条腿完全软了，两只脚踩在棉花堆上一般，东摇西晃地跑进房间，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转，浑身瘫软，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至少三天以后才逐渐正常，这是头一次让我领教了酒的威力。”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秋天，吴祖光在香港当电影导演，在一次宴会上被灌得烂醉如泥。
第三次是接受周总理任务，为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拍摄《荒山泪》电影。拍摄完成后，程砚秋请客，这位艺术大师是豪饮无敌的酒家，把吴祖光灌得走不动路了。
自此，吴祖光发誓绝不再醉，果真做到了。
英文权威、翻译家杨宪益是吴祖光眼中第一名的酒客。只要进入杨家客厅，杨先生先倒一杯酒款待你。用餐时，杨先生当然一杯又一杯和你喝。餐后还得继续，那是回到客厅再喝了。在杨先生家，酒如水，水则不需要了。
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不善酒，有过几次喝醉的经历，但自制能力和分寸感把握很好，在人前毫不失态，但无人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次喝醉了，王蒙依旧骑自行车回家，面对车来车往的闹市，他下意识地控制着自己，千万别出岔子，终于平安到家。他把车子一扔，又哭又叫了半天。
还有一次，王蒙又喝多了，看到一棵树巍然屹立，便放下自行车，抱着大树笑个不停，好在旁观者没看出来是王蒙这位大名人。
丰子恺在西湖边请从上海过来的郑振铎先生喝酒，谁知中午没来，晚上还没来，估计是寻花问柳去了，干脆照例独酌，一斤酒喝的一滴不剩。
谁知晚上八点了，这位阔别十年的郑大文人到了，也是才喝了一斤酒。
好友相见，刚下肚的一斤酒瞬间消失干净了，“我们再吃酒!”“好，不要什么菜了。”还好，有一壶酒，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墙上正好有丰子恺书写的数学家苏步青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诗，酒味更醇，两人喝完一壶，又浮两大白。
张中行先生没有丰子恺能喝，但不算太差，不过不喜欢人多。他认为人多是多花钱，买热闹。热闹过度成闹剧，就没诗意了。他推崇杜甫和卫八处士对饮的境界，“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陆文夫和高晓声、叶至诚、林斤澜、汪曾祺几位作家相聚，只是为喝酒，从不谈文章事。汪曾祺听不懂高晓声常州话,陆文夫听不懂林斤澜浙江话，但没关系，没有必要弄懂对方讲什么。互相不劝酒，想喝就喝，也不必干杯。
这又是另一种境界了，云里雾里，陶然忘机。
文人喝酒自有别样的风情，可能在喝酒的大众之中，称不上排头兵，至多属于小众。
但别忘了，酒的文章大都是文人捣鼓出来的，喝酒最有名的李白可是诗仙啦，文人中的文人。
至于我，至多算是文人中打入大众喝酒队伍中的卧底，无名小卒而已。(钱诗贵丁酉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