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禧其人其言：
“港专作为一个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这个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即使殖民地时代都没有退缩过!即使受殖民地政府的打压、资助被撤销、校址被收回，也从未放弃爱国立场!你们如果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们选错了学校!”
——去年12月16日，港专两名毕业生不遵守“播放国歌时必须肃立”的校规而被要求离开典礼现场。陈卓禧事后在场外与闹场学生对话。
“我从小就经历过殖民地帝国主义欺压……直到我的国歌奏起、我的五星红旗升起，才摆脱屈辱的日子。”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派民航飞机及战舰到战乱地方撤侨……当你们举起标语、侮辱国歌时有没有想起这些东西？到时候你去问谁求救？”
——2016年11月，个别港专毕业生在毕业礼奏国歌时举反人大释法的标语闹事，陈卓禧后来在致辞时批评学生的举动令他痛心，说出了上述一席话。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编者按：去年底，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简称港专)校长陈卓禧教育拒为国歌起立的学生那一幕在网络爆红，他因此被称为“护国歌校长”“正义校长”。《环球时报》记者曾在事后第一时间联系陈卓禧，但身处风口浪尖的他决定暂不接受媒体采访。1月24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陈卓禧也在其中。有港媒称，这是因为他表现得“政治正确”。陈卓禧又成为舆论焦点人物。再次面对记者的采访请求，陈卓禧答应了，这也是他近两个月来首次对内地媒体发声。
回应“爱国投机”：
爱国心从未变，不信看我行动
环球时报：有港媒说，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因为在毕业典礼事件中表现得“政治正确”。您对此说法有何回应？可能还会有人说您打着爱港爱国的旗号“投机”，您对此担心吗？
陈卓禧：在毕业典礼事件发生时，我不知道这回事。我真正知道可能进入政协委员名单大约在去年12月底。成为政协委员意味着可以参与国家事务，我非常感谢国家和相关领导给我的鼓励。这对港专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爱国爱港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我的爱国爱港理念一直没有改变过，不会因为压力而改变。我也不是因为名利才爱国爱港，如果不相信的话，就看我以后的行动好了。
环球时报：您是港专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吗？您计划在今年两会中提哪些提案？
陈卓禧：如果按照职员来说，我是第一位。不过，校董会之前已有人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了。我是“新兵”，提案还在构思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对香港年轻人是非常好的机会。我想，我关注的主要还是内地与香港两地青年的交流吧。
环球时报：您在毕业典礼事件中怒斥闹场学生的话被网民点赞。此事后来处理情况如何？
陈卓禧：闹场的学生是毕业生，当时他们已离校，只是回来参加毕业礼。
2016年底，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发生了类似事件，考虑到次年的仪式可能还会发生闹场，于是我们将相关规定修改得更详细。规定事先发给所有毕业生，我们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尊重别人，不要破坏学校名誉。规定修订后就有预案，当天我们所有措施都是按照预案来执行的。不过，在会场外跟学生的对话是没有预料到的，算是临场反应吧。
环球时报：您当时怎么想到说这样一番话？
陈卓禧：我们前辈的工作环境很艰难，把爱国立场坚守下来非常不容易，在会场外我是有感而发。一方面，我觉得这一代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理解我们这代人会如此爱国家。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认为爱国爱港是“为名为利”，并非发自真心。所以，我想通过讲历史告诉这些年轻人，坚持爱国立场是非常崇高的，并非像某些人抹黑的一样。另一方面，我也想让他们知道，爱国爱港就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他们希望学校尊重他们的不同意见，我也想反过来要求他们尊重学校的立场。
畅谈“红色初心”：
前辈的自我牺牲一直在激励我
环球时报：香港教育界反对派的势力很强大，您始终秉持爱国理念的根源来自哪里？
陈卓禧：首先与我的父亲有关。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父亲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时期从家乡来到香港。那时候他十几岁，家里很贫穷，只身前来谋生，他是个工人。
我的爱国理念也跟前辈们做出的榜样有关，他们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挥洒青春投身到爱国爱港的劳工教育事业中去。我的前任校长邹钰瑛高中时成绩年级第一名，本来完全可以上大学。但她选择投身工人夜校(港专前身)，因为她觉得工人夜校可以提升劳动群众的技能，让他们能更好地生活，是给劳工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就这样，邹校长工作了40多年才退休。
除了放弃很好的发展机会，我的前辈们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港英政府时期没有拨款，学校也不能收很高的学费，所以那时候办学经费非常不足，教员的工资基本只有平均水平的几分之一。上世纪50年代，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山脚下一座破旧的木板房。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后发现，房子被山上的滚石砸烂了。
这些事情一直激励着我。当年由于爱国立场，我们被港英当局取消了财政拨款，但这些前辈用实际行动表达坚决的态度，他们一直是我的榜样。
环球时报：现在香港社会普遍把港专定义为“左派学校”，您觉得这种定位恰当吗？
陈卓禧：如果外界所说的“左派”指的是推动社会前进，我觉得我们当之无愧。从港专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一直在帮助工人寻求发展空间。港专成立的那个年代，香港有很多歪风邪气，比如女人比较迷信，男人爱赌博。港专告诉他们应该健康地生活，还教育劳工阶层去争取自身利益。港专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推动劳工的觉醒，推动社会进步。
剖析“港校歪风”：
跟风讲歪理，自我太任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浸会大学有学生因不满普通话毕业要求而围攻老师？
陈卓禧：浸会大学是我们的兄弟学校，我不好直接评论其他学校的情况。我对浸会大学老师坚持原则，并且和颜悦色地跟学生讲道理的做法非常欣赏。
现在少数香港大学生的冲击行为是受到前几年社会氛围的影响。他们的“自我主义”非常有危害，总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缺乏对人的尊重。这些年轻人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这种行为不是开放的体现，而是任性，两者有本质区别。
环球时报：有人说，浸会大学的情况并非政治问题，但被媒体政治化了，您对此认同吗？
陈卓禧：香港现在有不同的思潮。年轻人中“自我主义”思潮比较极端，他们可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却对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理解错了，渐渐产生所谓的“本土主义”。不过，“本土主义”和“港独”又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
说到普通话问题，那两个牵头学生里有一位叫陈乐行，他是在内地学中医的，应该完全明白普通话对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陈乐行的举动很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回过头来说，他们入读这所大学时，就应该知道这里对普通话的要求。你既然不愿学习，当初完全可以不选择这所大学。一所学校对毕业生的要求不是某个学生说了算，而是根据社会的期望、需求和理念来制定的。要改变一个毕业标准，是全校乃至全社会的大事。
环球时报：对于年轻人的“自我主义”行为，教育界应该如何反思和应对？
陈卓禧：这几年，香港泛政治化的思潮对校园影响很深。我认为学校还是要回归基本的教育职能，不要把每件事都泛政治化，要让校园有空间让学生好好学习。现在，全世界都面临教育观念的改变。以前，中国在教育领域是“权威主义”，老师和学校不可挑战，西方则比较开放。但开放和权威中间，尺度该怎么定呢？如今，香港很多时候把校园的开放变成无底线的开放，最后成了“放任”。所以，学校应拿捏好权威和开放之间的尺度。
就香港年轻人来看，现在一些大学生喜欢跟风。其实在毕业典礼奏国歌时闹场并非港专学生首先发起，过去几年在其他学校和场合也都出现过。个别学生觉得这是“时尚”，认为人家做我不做的话，好像就要落后了。另一种情况是，少数年轻人没有找到出路，他们会认为这种举动是肯定自己的“价值”，是表现自己“有能力”的方法。
香港部分年轻人还存在一个歪风——讲假话，不肯面对自己做的事情。比如有学生在典礼奏国歌时不肯起立，理由是“我坐下来并非不尊重国歌。我没有吵闹，没有影响其他人”。这些都是歪理!哪怕是奏其他国家的国歌，我们正常情况下也会起立，更别说是自己国家的国歌。你为什么要坐下来？在我们看来，这种不正常的行为都是不尊重国歌。
港专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很多措施上坚守底线，底线就是社会可以接纳的程度。很多人会说，学生还年轻，有些事情可以去做，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港专非常重视学生犯错之后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他犯错到一定地步，我们一定要让他得到教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奏国歌时闹场的学生驱逐出毕业典礼现场的原因。
环球时报：在政协委员这个位置上，您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
陈卓禧：进入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我对国家事务有一定了解，但真正参与到其中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要了解更多，以后才能向同学们去介绍。另外，我也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教育界多做一些事情，努力让香港教育领域的歪风初步得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