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治沙人六老汉在地窝子前生火做饭。古浪县委宣传部供图
接过爷爷的铁锹
1981年，郭玺的爷爷郭朝明和张润元、贺发林、石满、程海、罗元奎等六人开始筹划着治沙种树。当时他们都已年过半百，被当地人尊称为“六老汉”。
“一开始去种树，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想法，”郭万刚坦言，种树是被沙漠逼得没办法了，“就是为了保住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让娃娃们有饭吃。”
当时，八步沙已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政府补贴、个人承包，谁治理、谁受益”的荒漠化土地治理政策。
“当时的政策好，我们种一亩树，林业局补贴5元，种的花棒平茬能卖钱，这也是种树的动力。”郭万刚说。
可刚开始，树苗都没钱买。郭朝明买的是便宜的树种子，拿出家里最好的水浇地育苗。一头驴，一个架子车，一个水桶，一把铁锹，这是“六老汉”种树的全部设备。
村子离八步沙约5公里，六老汉直接把家搬进了沙漠。他们在土丘下挖了两个“地窝子”，搭上棚子铺上被褥就是住房。
“冬天零下30多度，睡在地窝子里要用衣服和被子把全身包住，被子上的沙越积越沉，半夜起来抖沙子。”78岁的第一代治沙人张润元历历在目。
所有人都忘不了，郭玺出生的1985年，春天，六老汉种的沙枣和花棒已然成荫，开出红的黄的小花。
这一年，六老汉跟土门乡政府（今土门镇）签订了一份《固沙造林承包合同书》，组建集体林场，承包治理7.5万亩流沙。
“吃下了定心丸，我们更有信心了。”张润元说。如今，他是“六老汉”中仍然在世的两人之一。
“当时我们商议，不能前功尽弃，谁老了，病了，干不动了，就让儿子来干，儿子干不动了，还有孙子，八步沙每家每代都有人继续治沙。”张润元说。
接过这个重担，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1982年，郭朝明因病进不了沙漠，让郭万刚来接替。郭万刚当时在土门乡供销社上班，一个月工资60多块钱，比老师还高20块，是人人羡慕的国家职工。
“父亲指着林子说，你不来看树，这树不白种了。”郭万刚被迫辞去公职，带着情绪进了沙漠，没想到一干就是38年，成为现在的八步沙林场场长。
1991年，贺老汉病重，给儿子贺中强留下遗言，“我一辈子就挣下这几棵树，你去看护。”
贺中强起初不同意，贺老汉让儿子用毛驴车把他驮进八步沙，“老汉在沙漠里说，你要把树种下去，要是树毁了，就是对不起我。”不久，贺老汉病逝。忆及此事，50岁的贺中强仍然老泪纵横。
张润元的一个儿子常年在外，一个儿子患病，女婿来接替了他。
这些故事，打小就盘旋在郭玺的脑子里。那次黑风暴之后，他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爷爷和大伯。
他还记得，1995年除夕夜，大伯郭万刚在林场场部值班，郭玺和哥哥带着饭菜去跟大伯做伴。
刚到场部，就赶上了老毛黄风，风沙打在门窗上咔嚓作响，“老毛黄风，就是沙尘暴，白天都黑压压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
郭玺问大伯，这么大的沙漠，啥时候才能治住。大伯答，我们治不住，还有你们呢。
接力棒要交到第三代手中，难度更大了。
“大伯几十年没出过沙漠，对社会一无所知。”郭玺说。当时20岁出头的他，选择外出打工，辗转银川、兰州等地，在工地上开装载机，收入比种树高，见惯了花花世界，更不愿回沙漠了。
事实上，郭万刚在村子里问过许多年轻人，没人愿意再去沙漠，“治沙太苦，工资一年三四万，不如出去打工挣得多，如果不把治沙当事业，年轻人的心不会留在沙漠里。”
他劝侄子郭玺，劝了两年，“你爷爷是第一代人，我是第二代带头人，你不带个好头，你爷爷种的树不白种了？”
郭玺记得，爷爷在2005年去世那一天还一直拉着他的手不放，“我明白爷爷的意思，他也想让我治沙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