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论中国的国家利益系列（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现代状况的挑战」

|本文系作者《论国家利益》一文的第二部分。原刊于《大国》第二期，后收 入《现代政制五论》

作者说

我们不但需要在行为上追求和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也需要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建构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希望我下面的论述能给予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

在本文一开始，我就指出国际政治格局500年来经历了三个历史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时代，正是国际社会经历第三次巨大变革的时期。从表面上看，这一变革是以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世界两极对垒的冷战格局的结束为标志而开始的，其实这一格局的转折隐含在更为深层的原因之中。

1

现代性问题使人类历史在20世纪面临着巨大困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所谓现代性问题一直困惑着现代人的世界观，这一困境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个基于人的有限本性的社会形态是如何可能的？

也就是说，基于人的良善或丑恶本性的社会制度，难道是可以适合于人的生活的吗？或者反过来说，一个所谓的政治社会，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集权制度，它们可以塑造人的本性吗？我们看到，现代性的最大难题在于人与社会的分离。

自由主义试图用人的权利、利益和经济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治制度来协调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导致的结果是韦伯所谓的『没有灵魂的技术支配与毫无心肝的享乐主义，人越来越成为商业利益的动物』。而社会主义试图把人的生活和感情付诸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但结果是获得了一个极权主义的人间地狱。

我们看到，上述的内在冲突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命题既贯穿在现代国家的命运之中，同样也贯穿在现代性的国际社会的秩序演变之中，特别是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社会的演变中，现代性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冷战以及苏美两极对垒的解体，不过是现代性问题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爆发性显示。

应该指出，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还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是孤立的、自持的，冷战的结束远不是一种制度对于另一种制度的单方面胜利，福山的论断连他自己都认为过于简单，所以在他后来出版的书中已经有所调整。

至于亨廷顿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他试图用文明形态来重新勾勒未来世界格局，则是远没有警觉到现代性问题在第三时期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因为现代性不仅是一个东西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古今问题。

2

未来世界中的政治国家是否存在？

图片来源：全景网

种种迹象表明，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在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情况是基于现代性的内在困境是产生出来的。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政治理论一直固守着国家主权的本位主义，把国家自助体视为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但是国家本位主义却在20世纪末开始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

当然，这种挑战最主要的并不是现实主义所锚定的那种基于军事方面的挑战，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国际世界是一个主权国家形态在数量上涌现最多的时期，而且也几乎没有任何一次军事战争消除过一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构成的世界社会。

对于主权原则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非军事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等其他领域，而且这些方面也日益渗透到军事领域，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军事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目前关于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原则日趋破碎化的论调很多，其中不乏臆想不实之言，对此本文不准备多加评说，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蕴涵其中的一个触及现代性问题的政治哲学命题：未来世界社会的政治国家是否存在？如何存在？

其实早在现代国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国家终结的论调，开始主要是由思想家们从文化角度喧嚷起来的，如卢梭的复古论，尼采、斯宾格勒的衰落论等，从政治国家的角度来应对上述现代性问题的，有几个代表性的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哈贝马斯等。

黑格尔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预示着一种历史的终结，不过他对于终结的理解是非时间的，因此，只能把它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但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终结论的社会学，即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没有政治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时间性现实存在。

至于科耶夫的观点则是对于黑格尔的一种马克思解读，不过在宣布了历史的政治国家消除之后，他把一个司法社会添加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之中，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政治国家的司法管辖之下的同质化社会。

与此相关，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说是对于科耶夫的马克思左派思想的进一步修正，他提出了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的理论，这样，就把欧盟经济、政治与司法一体化的蓝图、联合国的理想体制和目前的世界政治秩序的状况，都试图给予一种理论性的说明。

至于更加偏向自由主义的所谓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更加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认为未来解决国家间各种问题和纠纷，甚至包括军事纠纷等方面占据主导的，是一种跨国家的协调机制。

透过上述各种观点，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国家的地位、作用及其内在的功能是一个被逐渐弱化和分解的过程。

先是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在达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之后进入终结，他在观念上揭示了人的生活并不基于政治，或者说，人的现实圆满的生活是在超越政治国家的文化、艺术、宗教和哲学之中，政治国家只是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

马克思

马克思可以说走到了极端，他对于政治国家的制度基础给予了彻底性的批判，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否定国家的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它是审美主义的乌托邦，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非国家性恰恰意味着手段上的国家暴力主义，这一点在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苏联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正是看到了这种灾难性后果，西方现代的左派政治理论对于国家的功能给予了分解，他们在历史维度上取消政治国家的总倾向之下，试图把司法国家的功能保存下来，认为一个清除了政治国家暴力外壳的司法国家或准国家，乃至国际司法联盟，还是可以也是必须保持下来的。

因为无论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社会或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乃至一个高度繁荣的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都需要一种司法机制来调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体现着黑格尔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哲学原理》中，司法制度就被黑格尔置于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国家的框架之下。

《法哲学原理》

相比之下，科耶夫《法权现象学》中的左派色彩浓一些，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自由主义色彩浓一些，至于罗尔斯、基欧汉等人对于未来国家秩序的看法，则更多的从康德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吸取了有关国家消亡的共和、法治的自由内核，又加大了民主平等的现代佐料。

可以说，上述两派尽管在理论来源上有差别，但在如下几个方面大致是相同的：

❶ 他们都把政治国家的政治功能与司法功能做了重大的区分，都认为前者在未来的世界社会中逐渐消除，而后者将进一步保存下来，并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❷ 他们都强调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修正了传统政治理论重视权力的保守主义观点。

❸ 他们都赋予了国际机制，诸如联合国代表等超国家或跨国家体制，以重要的地位，并十分看重目前的欧盟这样一个完全基于不同于传统政治原则的新型机制，把它视为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学习的人类政治实践的样本。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前景是复杂的，也是过去的国际体系的诸原则所无法应对的，我们不敢说现代性问题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中就可以得到解决，也不敢说政治国家果真能够与司法功能相分离而趋于瓦解。

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政治国家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但无论怎么说，未来社会需要人类的政治智慧给予一种新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

3霸权与霸权之后

前面所述只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于人类的世界政治历史给予一个宏观的描述，特别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国家的性质给予一个宏观的描绘，而实际的现实国际政治却并非与此相对应，甚至可以说，现实的国际社会，依然是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思想家们有关历史终结的预言离我们还相当遥远。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是一个美国一极独大的非现实主义均势论的世界格局，这个态势促发了某些目光短浅的战略家的野心，目前新帝国主义的论调在美国甚嚣尘上，似乎一个由美国统治下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格局呼之欲出。

当今美国在国际上的一系列军事与政治行为，表达了这种霸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践性，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为美国独霸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新帝国主义的野心加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这是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应该看到，这种新帝国主义的霸权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也是十分短视的。

应该指出，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的胜利，也不单纯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的爆发性后果。世界由欧洲现代历史上的多极平衡到苏美的两极平衡，再到美国的一极独大，显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美国治下的世界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目前的世界格局只是一个趋于新的世界均势的过渡时期，从历史时间的角度看，这个新时代还只是一个开始。

罗伯特·基欧汉

基欧汉指出：“如果我们将60年代视为美国霸权终结之日，那么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只经历了10至15年的过渡期，便步入了预期的‘后霸权’时代——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霸权合作日益衰落，而美国虽仍位居强国之首，但却已无力，有时是不愿，去制定和支持强有力的多边自由规则。”

库普乾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也指出：“美国时代的终结不仅仅是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和向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的回归，它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在塑造这个时代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个时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共和国民主和民族国家的时代。福山错误地把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循环的终结当作了历史本身的结构。”

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霸权政治基本上是指一个大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按照这个标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具有典型性意义的霸权，一个是罗马帝国，另一个是大不联颠帝国，还有一个是二战后的美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的世界霸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的霸权，罗马是一个古典的帝国，根本不是现代的主权国家，因此，美国有些战略家们所追随的新罗马帝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现今的美国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它在制度上不可能也不愿意把世界各国纳入它的国家版图，分享它的国家利益，而罗马帝国却是这样做的。

另外，所谓的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显然也都不是世界意义上的绝对霸权，它们只是相对的霸权，英帝国在19世纪最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垄断世界的权力，欧洲大陆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奥等一直或分别或联合地构成了制约英帝国的另一种势力。而美国在二战后的霸权只是限定在世界一半的范围之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显然是在此之外的。

由此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所谓世界秩序中的霸权国家，只能是一种有限意义上的霸权，国际社会的主权原则和一国之现实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实力等方面的因素，限制了绝对的霸权主义。

我们看到，现代世界近500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绝对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即便希特勒的帝国追求，也不过是一个大陆上的霸权国家，以与英国的海上霸权相抗衡，并不没有世界霸权那样的野心。

冷战的结束似乎给了美国这样一个机会，美国当今的新帝国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国家的霸权界限，而且与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不再符合。应该指出，现实主义理论是与500年来现代国家的均势历史状况相吻合的，是欧洲政治的产物，尽管它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显学。

新帝国主义的理论资源更多的不是来自现实主义，甚至不是米尔斯海默那样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而是古典的罗马主义，但罗马不是国家，而是帝国。这是美国新霸权主义的理论困境。

《霸权之后》

除此之外，更大的困境是美国现今的国家力量，并不足以支撑它的全球霸权，它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重甚至不如二战后的时期。因此，早在美国霸权主义盛行之前，国际政治领域中就有霸权之后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

这个理论集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论述了美国衰落过程之中的世界格局，在他看来，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他处理的乃是美国衰落中如何解决霸权下的稳定向多极化转变过程中的世界格局的稳定问题。

总之，霸权与霸权之后，是当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而即刻的问题，无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霸权理论与实践，还是霸权之后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转型与建构，这些都是21世界我国所必须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形势。

应该看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我国在日益深入地步入世界格局的进程中，不能不冷静而全面地审视我们所面临的正在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思考我们的国家利益，追求我们的权利，承担我们的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高全喜实名原创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关注！

微信号：gaotanhong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