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戴林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2014级外交实践方向学生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
原标题：简析女性恐怖主义的特征、根源及应对政策
最近几年，由女性直接实施自杀性恐怖犯罪活动的数量日益增多，在中亚、中东、北非等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由于性别的缘故，女性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关部门的警惕性
而事实上其制造的暴恐事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暴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往往有过之而不及。
有效应对和打击女性恐怖主义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新议题。本文拟对当前女性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进行简要概括，对及其根源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政策。
1.当前女性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特征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恐怖组织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男性。但是，自“9·11”事件发生以来
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相比，女性成员在恐怖组织中的比例日益提高。当代女性自杀性恐怖活动在犯罪主体成分、犯罪手段、犯罪行为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女性恐怖主义的犯罪主体主要以伊斯兰教教徒为主，并朝着多元化方向转变。
当前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活动中有70%左右系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在主体成分上，女性自杀性恐怖分子仍以极端宗教教徒为主。[1]
1985年黎巴嫩出现第一起女性自杀性恐怖犯罪事件，后来，蔓延到中东、南亚、东南亚、北高加索等宗教激进主义地区。除了极端宗教分子之外，女性恐怖分子在成分上还包括民族分裂分子。
从根源上说，库尔德叛军、爱尔兰共和军、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车臣非法武装以及我国境内的敌对组织等都是出于分裂目的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其中的女性实质上也是极端民族分子。
其次，女性恐怖主义的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朝着多样化方向转变。“9·11”事件后，以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为主的自杀式袭击成为恐怖活动的基本形式。[2]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巴勒斯坦、斯里兰卡、车臣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原因
女性往往只能在恐怖活动中充当“低级”的爆手角色，这种自杀性犯罪自然成为其主要的施恐手段。
在实施自杀性爆炸恐怖犯罪行动中，为保险起见，恐怖分子通常采取“自控引爆”和“遥控引爆”两种形式
前者由“女人弹”自主实施，后者由躲在暗处的恐怖分子操纵，以免其临阵退缩或出师不利。
许多女性恐怖主义分子还把传统炸药与放射性物质混合在一起，称为“裂变性炸弹”，当“人体炸弹”染满病毒或毒剂，称之为生化炸弹。
“生、化、放”武器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成本低且从技术上说制造比较简单，获取途径比较广泛。
生物、化学恐怖袭击，以及核（放射性）恐怖袭击和网络恐怖袭击正在成为今后恐怖活动的主要形式。[3]
再者，女性恐怖主义分子的犯罪行为极具亡命性、危害较大。由于女性较重感情，容易接受心理训练和极端思想的摆布。
在极端思想的毒害下，一旦加入宗教极端组织、恐怖组织或团伙，她们对组织或团伙在思想上极为忠诚，有时甚至超过男性。
从近年来女性参与的恐怖活动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在实施犯罪中是积极主动的，有的甚至对实施恐怖行为持有极端心理。
库车“8·10”严重暴力恐怖案件、“10·28”金水桥暴力恐怖袭击和2014年“1·24”新和恐怖爆炸案中的女性人体炸弹都反映出这一特点。
乌鲁木齐“7·5”暴力恐怖事件中的个别女性残忍地用高跟鞋或棍棒猛击无辜者的头部、面部
“3·01”昆明暴恐袭击案件中，两名面容稚嫩的女性竟然冷酷无情地双手挥舞大刀、残忍地砍杀无辜群众。这些都体现出女性恐怖主义分子的犯罪行为具有亡命性、危害性大的特征。
2.女性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源探析
对于恐怖主义原因和恐怖分子动机的探究是恐怖主义研究的核心，惟有探究其深层次的根源才能使反恐更为有效、更具针对性。
王逸舟教授指出：“反恐斗争需要追根溯源。”[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恐怖主义活动中，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因素。
（一）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是女性参与自杀性恐怖犯罪的基础根源
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原因，一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呈现极不平等的状态。
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使得该地区的人民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和消极态度。
这些地区社会性别的等级思想根深蒂固，妇女长期处在经济的最底层，也往往构成难民群体的主要部分。
由于长期以来受制于家庭的束缚，当家庭支柱男性因战争而丧命之后，女性往往不具有独立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这在客观上为恐怖组织招募女性恐怖分子或敢死队员提供了后备人员。[5]当地区经济矛盾不断加剧，地区冲突不断升级时
自杀式恐怖袭击就成了恐怖组织反抗的致命武器，而女性成为自杀式恐怖分子就会成为她们得以解脱的路径之一。
在伊斯兰教中，父权制是主要的文化表达，即“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确立的男性统治
是以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确立和保护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关系秩序”。[6]其中男性群体占支配性、主导性地位
而女性群体则处于服从性、被动性的地位。伊斯兰文化的清规戒律极大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轨迹，给女性正常生活带来巨大限制。
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甚至充当“人体炸弹”恰好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的平台和机会。
因此，一方面她们力图恪守这些戒规、遵从男性的主导，以期获得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当她们做了有悖于伊斯兰文化传统的行为
便试图寻找极端的方式、恐怖主义活动来重获社会的接纳，寻求心理安慰。由此可见，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是女性参与自杀性恐怖犯罪的基础根源。
（二）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影响是女性参与恐怖活动的思想根源
在恐怖主义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历来占据着一席之地。据相关资料统计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约有25%的恐怖主义活动与宗教目的密切相关。其中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最为紧密。[7]在女性恐怖主义领域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
起初，绝大多数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都反对女性参与“圣战”，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同意女性参与。
但在2001年8月，伊斯兰教沙特阿拉伯高级委员会（The Saudi High Council）认可了女性以“圣战”的名义参与恐怖活动。[8]
2004年5月，伊斯兰神教神职人员约瑟夫·阿尔卡拉达维（Yusufal-Qaradawi）称：
“参与‘圣战’是为真主安拉献身的殉道行为，即使没有得到她们丈夫的许可，女性也应该走出去参与‘圣战’。”他的言论使女性恐怖主义进一步“合法化”。[9]
在2004年8月，基地组织沙特阿拉伯分支甚至还专门创办女性网络杂志《阿尔·汉萨》（Al Khanssa）宣传类似观点，鼓动女性参与“圣战”。
出于现实的需要，极端宗教组织开始逐渐突破道德教义的束缚，鼓励女性参加恐怖主义，为教献身。
在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蛊惑和少数激进神职人员宣传下，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愈来愈盛行，并且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研究表明，大多数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以自杀性袭击为主要暴力手段的女性恐怖犯罪活动大多都印刻着很深的民族主义痕迹。
女性恐怖主义分子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灌输下，逐渐主动认为“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勇于献身是一种英雄壮举”“死后可以进天堂”“得到真主的救赎”。[10]
被严格教条教义束缚的女性，一旦突破束缚，会比男性恐怖主义分子更加残暴，更具威胁性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女性为了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规则而寻求的一种畸形解放。
由此表明，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对女性参与恐怖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三）国家动乱、战争影响是女性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外在因素
恐怖主义往往繁殖于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失衡、民族冲突激烈、战争破坏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而在内乱和战争中，妇女往往是受害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家破人亡的悲剧使妇女极其容易产生厌世的心理，这为其加入恐怖组织提供了可能性。
在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长期贫困、战乱交织的国家和地区中成长起来的人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普遍消极，除了仇恨、抱负、牺牲、死亡之外很难再有其他积极的企盼。
同样，他们也很难珍视其他人的生命价值。战乱冲突让一些妇女的丈夫、父亲、孩子纷纷离世，复仇成为了她们典型的精神动力
“人肉炸弹”成为了她们发泄愤怒、反抗压迫者的唯一选择。在震惊世界的莫斯科“10·23”劫持人质事件当中，女性劫持者的数量超过了50%
她们丈夫均是在连年不断的俄车战争中战死的。因此，利用她们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深仇大恨
莫·巴拉耶夫将她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支“复仇敢死队”，创下了恐怖劫持事件劫持人数最多的新世界纪录。
3.有效应对女性恐怖主义的对策建议
“9·11”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迅猛发展，恐怖主义问题已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新议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制定反恐对策，加强政策沟通、协调与合作，力图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让恐怖主义的幽灵无所遁形。
笔者从女性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出发，认为要从破除“贫困女性化”的怪圈、革新社会风气保障女性政治权益、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有效应对女性恐怖主义的蔓延。
（一）破除“贫困女性化”的怪圈，改善女性社会地位
美国学者戴安娜•皮尔斯（Diana Pearce）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
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女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挪威著名学者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曾做过调查统计
结果显示，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十几亿人口中，妇女占3/4。在许多国家，妇女不拥有、不能继承也挣不来任何东西。[11]
在一些女性恐怖主义肆虐的地方，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使女性对生活感到绝望，从而迫于生存压力投身于恐怖组织，以暴力方式报复社会。
对此，笔者认为，解决“贫困女性化”问题是应对女性恐怖主义的首要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要高度关注妇女的生存健康状况、疾病治疗情况、经济发展状况，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要注重改善女性的经济情况，可以向女性开设低利率或零利率的小额贷款，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女性自主创业创造便利条件、提供资金支持
各国政府，尤其是恐怖主义频发的国家政府，要努力通过消除就业歧视、宗教歧视、文化歧视、建立全面系统的女性就业培训机制等方式来为女性谋福祉，降低失业比例；提高女性地位
不断完善针对女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证女性的生存发展权利不受损害。
总而言之，贫困是女性恐怖主义活动频发的源头所在，遏制女性恐怖主义蔓延要对症下药
从根子上下功夫。只有改善了女性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才能增强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降低其参与恐怖活动的主观意愿，减少女性恐怖主义对社会的威胁。
（二）革新社会风气，充分保障女性政治权益
女性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发生的地区多为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地区，这些地区长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父权制”“男权文化”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
肆意侵蚀着女性的合法政治权益，使女性恐怖主义日益泛滥。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女性恐怖主义频发的国家
尤其是中东、车臣等地区，必须摒弃“父权制”“男权制”“荣誉谋杀”等封建糟粕消除社会不良风气，降低女性对生活的恐惧感，保障女性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改变女性被动服从的常态。
各国政府要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改善社会不良环境对女性产生的消极影响
加强意识形态中“去极端化”的宣传教育工作，让宗教成为引导人们向善向上的力量，而不是滋生恐怖主义的“黑色土壤”。
联合国相关部门应当在国际范围内制定专门的“女性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等价值取向予以正确引导并提高法律保护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政府以任何名义对女性的任何歧视
有关国家的政府要培养妇女的公民意识、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通过教育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
要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鼓励女性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
要畅通女性政治表达诉求的渠道，为广大女性提供参政议政的平台，让她们能够表达意愿、传递声音、发泄不满，不断提高她们的主人翁意识。
（三）建立女子反恐部队，强化情报信息网络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恐形势日趋恶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都难以单独应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反恐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对此，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在反对女性恐怖主义问题上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女子反恐部队、强化情报信息网络建设等方式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女性恐怖分子相对于男性成员来讲具有得天独厚的战术优势。女性“温和”“柔弱”的性格特征不太容易让人感到威胁，在穆斯林国家中，女性穿长袍的传统也为女性深度伪装、实施暴恐提供了便利。
出于宗教禁忌和行为礼仪，男性反恐队员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时独有不便。因此，笔者认为，各国应建立女子反恐部队
在海关、边境检查站等地增加女性安检人员，加强巡逻、监控和安全检查，这样不仅能迅速消除女性恐怖主义的战术优势
降低恐怖组织招募女性成员的动机和意愿，而且也充分尊重了普通穆斯林妇女的宗教信仰，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除此之外，各国还应加强反恐信息与情报的共享，发达国家要牵头建立女性恐怖分子资料库，运动高科技手段
加强对女性恐怖主义分子中骨干成员的监控与跟踪，及时获取重要反恐情报，共同制定应对政策，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提供强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女性恐怖主义不仅具有较为长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全球化浪潮中愈演愈烈，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新难题。
女性恐怖主义的犯罪主体主要以伊斯兰教教徒为主，并朝着多元化方向转变，其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变化，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
犯罪行为极具危害性、亡命性，对社会秩序、国家稳定、地区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
女性低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贫困女性化”的现状、“父权制”“男权文化”等传统观念的存在、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国家战乱的影响是女性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沃土”。
当前，有效应对和打击包括女性恐怖主义在内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议题。
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加强合作，努力破除“贫困女性化”的怪圈，改善女性社会地位，革新社会风气，充分保障女性政治权益
建立女子反恐部队，强化情报信息网络建设，这样才能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才能最终消灭女性恐怖主义这一特殊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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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庆广：《试论现代恐怖主义的群体特征与社会根源》，《学术论坛》2007年第4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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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0]臧建国，《自杀性恐怖犯罪原因及防控措施探析》，《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第9页。
[11]李英桃：《女性主义和平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