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好几个老同学回国，大家约好了在学校见，大呼小叫地在河东食堂吃完快餐，有人就提议，走走走，去后门看看。
我拦住了他们，因为“后门”已经不存在。
我们所谓的后门，其实也就一两百米路，从枣阳路金沙江路口到长风公园2号门。学生时代，虽然没有能力天天到后门吃香喝辣，大家倒也不怕难为情，天天到后门去看“林家港”的胖阿姨做锅贴。看得心旌动摇就买上一两，四个生煎四人分食，那是黄金岁月。遇到学校发津贴，就奢侈一把，弄盘螺蛳要个七喜，当街对着来来往往的人，吸啊吸吸啊吸，直到把走过的人也吸进店里要一盘螺蛳。
现在学校后门还有，后门文化没有了，整条后街也相对萧条。热闹的时候，后门熙熙攘攘程度超过南京路。尤其是周末，到长风公园的游客也多，路边摊加上临时小贩加上流动兜售加上小偷小摸，一路书店饭店理发店水果店，店前是各种交通工具推出来的卖茶叶卖红薯卖甘蔗汁卖盗版碟，然后地上是卖发卡卖旧书卖廉价玩具的。我们跟后门所有的店主都认识，有一次，学校舞会上，我还跟卖甘蔗汁的小伙子跳了半天，他穿上西装差点没认出来。舞会结束，他热情地跟我们一帮女生说，下次到后门来吃甘蔗汁啊。那时候我们和摊贩没有那么深的鸿沟，那时候我们对美食的想象也最接近食物的题中之义。
那时我们对资本和地界没有太深认识，觉得学校是我们的，后门一条街也是我们的。我师兄罗岗跟店主都称兄道弟，我们跟着罗岗买书，老板不知道他的《傲慢与偏见》放哪里了，罗岗帮他打开里面柜子找出来；我们跟着罗岗去水果店，肥美的阿姨从柜台下面拿出柚子给罗岗，说特意留的；我们买盗版碟，老板给我们罗岗价，那时候，我们就是师大的后街土豪，像罗岗因为经常请大家吃饭，饭店服务员都认识他。我们跟着罗岗去店里，六个姑娘齐刷刷叫“罗老师好”，我们跟在后面，简直鸡犬升天。我们在饭店一边吃饭一边听罗岗谈学术，服务员偶尔还插嘴，“鲁迅我也读过的”。那时候大家开罗岗玩笑，再吃上几年，他可以在饭店里带出一群研究生。
那是晚期社会主义的剧照，那时候后门简直承担了学校一半的大学教育，我们在后门一条街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学习伦理、道德和文化，学校的前门越修约宽，但只要后街在那里，生活的安全感就还在那里，自行车从金沙江路拐入枣阳路，我们就觉得进了校园，理发店姑娘当街吐着西瓜籽，书店老板在阳光下打着瞌睡，咖啡店小伙子拿着他自己的诗集在装深沉，一切，仿佛都还是童年的模样。
当然，这么说，也是因为隔了岁月，从80年代过来的我们，都不会记得昨天吃的鸡蛋味道，但我们都会深深深记得，那些年，深夜在学校后门吃的茶叶蛋烤红薯，以及茶叶蛋老太烤红薯老头的双手。这些，是时间的魔法，但也是真实的生活，今天，当我们在师大周边再也找不到一个茶叶蛋大妈时，茶叶蛋的香味也消失了。
来自/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