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辉，195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受访者供图
中国最具争议的性学教授彭晓辉今年6月就要退休了。
他拥有“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等官方头衔，但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却是一系列争议事件：高校演讲完被称为“递套教授”、性文化节演讲时“被泼粪”，等等。
他不在乎外界的评价，甚至欣然接受被贴上的标签：“递套教授”“性学斗士”……在他眼里，侮辱他的举动“反倒让人们更多地去了解性学知识、关心性教育，是件好事”。
除了教学，他还在网络上为学生们解惑，甚至陪着意外怀孕的学生去医院打胎。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为“性”脱敏。
他说：“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一出生就需要开始进行，活到老，学到老。”
“兴趣爱好在这里”
新京报：最早接触性知识是什么时候？
彭晓辉：我读初中时担任劳动委员，在安排女同学做事时，无意中说了“搞”字，这个字在当地是“性交”的意思。女同学听了后，哭了，骂我流氓。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校长说不在全校作检讨就开除学籍。我就用毛主席著作里的“搞学习”、“搞工作”等词给自己辩护，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我和妈妈说了，扑倒在她怀里哭泣，觉得受到了委屈。从那以后，我对“性”非常敏感。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主动学习性知识？
彭晓辉：大学期间，解剖老师对同一器官有“生殖器官”和“性器官”两种说法，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但是老师没有真正解答我的疑惑，加上初中时候的小插曲，就比别人更加好奇。
那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对性也有一个基本的知识需求。我在学好医学课程的同时，开始主动查性学的资料，结果就迷进去了，一发不可收拾，感觉自己进入了崭新的知识海洋。
新京报：当时国内的性教育是怎样的？
彭晓辉：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性教育，1994年中国性学会才成立，那个时候中国谁敢提出性教育啊？我也是靠自学，结婚时看过性知识手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开性学课程，当时是国内开始做性教育的第一批人。
新京报：你怎么想到要开设性学课程？
彭晓辉：1987年，我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师，有了开设选修课的资格。我对性学有研究，兴趣爱好在这里，别人开不了这样的选修课。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
新京报：开设时遇到过阻力吗？
彭晓辉：当时预见大学生可能不好意思选，学校是一路绿灯。我就私下做学生工作，先动员学生干部，再动员学生选，因为只有满15人才可以开课，第一次就有40多人报名，第二学期人数就加倍了，后面再也没有为人数担心。
“递套教授”
新京报：你在网上有一个外号叫“递套教授”，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彭晓辉：2011年5月，我在一所大学开讲座，谈到了安全套的使用。我以自己2002年在瑞典访学时了解的一种假设情况举例，这个假设情况是指，如果女孩子一旦遇到强奸，在斗智斗勇逃无可逃时，随身携带的安全套也是保障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座上分析为什么可以使用安全套。后来媒体报道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不明真相的网民就骂声一片，称我为“递套教授”。
新京报：后来反而接受了这个称呼？
彭晓辉：对，我就说这个很好啊，这个头衔我愿意要，这个帽子我戴定了。这件事情过后，我就用这个头衔发了几篇微博，告诉大家安全套怎么使用。这个帽子给我戴着，人家一想到我，就知道“递套教授”，然后就知道安全套可以起到安全和避孕的作用，那么，他就意识到要有负责任的安全性行为。
我愿意接下这个称呼，也是为了更好地去传播安全套的知识。实际上，我把他们那种骂人的含义消解掉了。作为一般的性盲，他们觉得一个人和安全套联系起来就是羞辱，我们专业人员怎么会觉得是羞辱，不可能的嘛！
新京报：你曾提出一种说法：“中国99%的成人都是性盲”，现在还坚持这个结论吗？
彭晓辉：我当然坚持。这个结论说了几年了，在我看来，性盲就是没有在学校系统学习过性学知识的人。
新京报：您认为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性教育比较合适？
彭晓辉：一出生就开始，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性需求，涉及不同的性困惑，是一生的学习。
自愿、尊重、权益、无伤
新京报：在“性”方面，找你求助的主要是哪些群体？
彭晓辉：校内外都有，不过主要是大学生。
新京报：大学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彭晓辉：男生提问最多的依次是：“自慰是否有害”“如何解决性需要而又不与规则相冲突”“性愉悦如何达成、性少数问题、男人该如何自立于社会”。
女生则是：“如何在恋爱期间不发生性行为”“女生该如何向男生表白”“女性意识，性别平等，性技巧、婚姻、生育、家庭”。
新京报：能否举一个大学生来咨询的例子？
彭晓辉：最近就有一位大一女生来咨询我，说她和男朋友平时会聊到将来发生性行为的场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我就告诉她“恋爱五部曲”，一是不轻易确定恋爱关系；二是约法三章，把能容忍的亲昵接触底线明白地告诉对方，共同遵守；
三是巧妙回避，适时停止亲密举止，转移双方的注意力；四是有说“不”的权利，必要时明确拒绝；五是该分手时且分手，如果对方以不发生性行为就是不爱来要挟，自己考虑难以容忍，就要主动分手了。
这个并非遵循“婚前守贞”，而是充分尊重自我的个体选择权，是基于权利道德观：自愿、尊重、权益、无伤。
新京报：合适的性价值观是怎样的？
彭晓辉：要遵循性权利道德观，而不是某个群体或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谓性权利道德观，是指：实质性的性接触一定是发生在成人之间，一定是自愿的，一定是私密的，一定是实质上不伤害任何人的。我相信这个性权利道德观，任何意识形态和宗教都应该遵守，因为它是性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新京报：怎么看待“约炮”现象？
彭晓辉：我不能表示赞成与否，因为他们是成年人，这是他们的选择，我没有权利干涉，我只能提供专业的帮助意见，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降低安全风险。
约炮的人一般都会要求戴安全套，尤其是对女生，至少要学会避孕。有女生和我说，无套不做。
新京报：怎么预防熟人性侵？
彭晓辉：对于熟人要保持合理的不信任。一定要有个设防，这就叫合理的不信任。
女生和任何熟悉的男性最好是在半公开的环境中去交流。在封闭的环境，最好带同伴，不要一个人。实在没有人陪伴，且空间必须要密闭的话，那就需要采取巧妙的方法，隐晦告诉对方有人知道我在这。
性教育难在“老大拦”
新京报：你怎么看最近某高校讲座中出现“女人最好的嫁妆是贞操”的说法？
彭晓辉：禁锢的文化以宗教和礼教的旗号，企图将人们拉回黑暗的“中世纪”。这种文化传承恰是人类历史中最有害的糟粕，不得不抵制！
新京报：你觉得我国性教育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彭晓辉：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性教育要想突破，但所在学校校长不通过，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等到“老大不拦”的时候，性教育才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新京报：你在教师生涯中最自豪的事是什么？
彭晓辉：我最自豪的事情是，上了25年的性学课程，超过25000名学生正式选了这门课并拿到学分。这比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重要得多。
新京报：性学课程还会继续开设？
彭晓辉：华师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从事性学教育工作。《性科学概论》的课程目录依然被放在生命科学学院全校通识课的目录上，可以供教师主动承选，是否有教师承担，拭目以待。
新京报：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彭晓辉：我现在依然担任一些社会学术的职位，其他的各种性知识讲座也会继续。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性教育方面至少可以干到70岁。
新京报记者 付珊 实习生 鲁智高
原标题：性学教授彭晓辉:“递套教授”这帽子我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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